必须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除王弼的《老子注》外，还出现了一种在后世流传颇广的《老子》注本，这就是河上公《老子章句》，通称《河上公章句》。这个注本以非常简明的语句，对《老子》加以注释，而且每一章之前，都标上本章的主旨。《河上公章句》所采用的多是道家养生之言，这是它的特色。在我国民间，河上公注本的《老子》十分流行，与学者们推崇的王弼注本，形成并驾齐驱之势。
在唐代，《老子》一书受到了空前的尊崇。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唐太宗说过"柱下为帝室先系"，所以他们极力推崇老子。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高宗时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是个敢作敢为的皇帝，在尊崇老子这个问题上也不遗余力，他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并把《道德真经》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唐玄宗还为《道德经》做注，这本《御注道德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皇帝注本。唐玄宗注《老子》时使用的是河上公本，这是当时官方普遍采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对这个本子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没有反映出《老子》的精义，于是重新加以注释。玄宗注《老子》，大量运用佛家语言，如他在解释"道"时说，"道"就是"了性修心"。这一点反映了唐初佛道之争和互相渗透的现实。唐玄宗注《老子》是为了宣传其说，所以在他注好后，令天下臣民，必须家藏一本，以行政手段推广《老子》，这也是《老子》一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
这是道学的第二峰--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
开元初年，在唐政府内曾有过一场关于《老子》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使用《老子》的哪一个版本。前面谈到，唐朝建立后，所采用的是河上公本，官方学校一直以此为教本。但此时，著名学者刘知几上书皇帝，说《老子》并无河上公注本，现在人们所研习的是伪造的本子，他请求废弃河上公本，而应采用王弼本。刘知几的观点立即引起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的反对，他们力辩刘说之误，请求王弼本与河上本并行。唐玄宗同意了宋璟和司马贞的意见，保留河上本。开元七年，玄宗的御注完成，颁行天下，从而取代了河上本在官方的位置。《老子》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竟然能引起政府的一场争论，其作用实不可小看。其实，这并不奇怪，原因之一是《老子》本身就有许多关于治国的论述；原因之二是《老子》自从被道教奉为经典后就与道教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道教的地位如何，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老子》在政治生活中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非常充分。
宋代统治者对道教情有独钟，虽然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理了天下，但并不能使帝王对道教的热情有所减弱。宋真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把《老子》列为太学以及各地方学校的课本，并在太学、辟雍各设两名博士，专门讲授《老子》。宋徽宗自己也亲自为《老子》做注，大加尊崇。
就在统治者大力推崇《老子》的同时，《老子》的一些思想也已渗透到理学之中。《二程遗书》卷十八上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这与《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有近似之处。《老子》中的"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体道方式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他们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去物欲之蔽，则清明而无不知"（《朱子语类》卷四）。《老子》中的一些思想之所以能对理学有所渗透，这与三教合一的背景有关。
宋代理学家为孔孟学说补充了本体论的基础，而其本体论的许多观念来自道学。长乐市潭头镇朱熹街有一尊石雕朱熹立像，简介上写着：朱熹的贡献是论述了"理"与"气"的关系。大家知道朱熹是如何论述的吗？朱熹希望自己能够进行历史性的总结，推出集大成的"理学"。但可惜的是，所谓的"理学"在境界上远没有超过《老子》。在朱熹那里，所谓的"理在气先"，所谓的老子是阴谋家，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不是老子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