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他说：
太极最初一“○”，浑沦齐一，固不得名之为理。殆其继之者善，为二仪，为四象，为八封，同异彰而条理现，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
其中的“○”，是一个圆圈，表示没有边际，没有界限，浑沦一体。
其中的“二仪”、“四象”、“八卦”，是《易传》用语。解《易》和各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表示浑沦不分的气向有形之物分化的三个阶段：气由浑沦一体分而为二，由没有形象，变成了样子相反的两种东西，称为二仪；二仪又二分为四，形成了四种形象，称为四象；四象又四分为八，借用《周易》八卦之名以名之。二仪，一般指天地，亦或指阴阳；四象一般指四季；八卦一般打天、地、雷、风、火、水、山、泽。
王船山的这番话，基本意思是说：整个宇宙，在未分化之前是一片混沌，没有差别，因此也就无所谓条理了。气在运动变化中出现了差异及区别之后，条理才显现了现出来。气分化开来，产生了物类、人类，这才有了物性、人性，才有了物类和人类的法则，有了“道”。也就是说，人是气和理的产物，人性是气之理的体现。
由此他又说：
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则俱无也。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为之对待，而后理之名以立。犹言道者必有非道者为之对待，而后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尽皆路，其可行者则为路。）是动而固有其正之谓也，既有当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谓也。是唯气之已化，为刚为柔，为中为正，为仁为义，则谓之理而别于非理。
在他看来，人与宇宙之源，与气，是一种血缘关系。人是气的后代，而天和理则是气产生人的中介层次。所以说，要谈论人心和人性，必从气上说起。
理又是什么呢？是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行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而气一旦变化成了具体的物类之后，理便具体体现了各种物类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体现为道；不同物类的道表现形式不同，有的表现为刚柔，有的表现为中正，有的表现为仁义。气之所以有理，物之所以有道，那是因为气的变化会出现不合条理的时候，物的变化会现出不合轨道的时候。比如人的行为，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仁，显现为义，而不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不仁不义。
由此可见，王船山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中与宋明大儒颇多分歧，但在分析人与人世时的思维方法上，仍然遵行着老子开辟、宋儒遵行的路线。
说到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本书的主题是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的关系，为什么不惜笔墨讲了一大通宋明大儒？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是，宋明大儒，就其智能开发的程程度而言，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他们的智慧，在中国，是现代人的智慧的基石，不了解他们的智慧就很难说清楚现代人的智慧。
其二是，宋明大儒，推崇仁义，讲究诚信，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是儒而不是道，但其所以成为大儒而非小儒，并不在于他们复述了孔孟早已尽滥了的仁义和诚信，而在于在世俗之人的头脑中，为仁义和诚信筑起了一座相当牢固、相当诚信的理论基石，这就是宇宙论。是宇宙论将他们的仁义、诚信从地上抬高到了天上；是宇宙论将他们由小儒变成了大儒；是宇宙论将他们的头脑开阔起来，使之攀登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之巅。而宇宙论却不是儒家自己的，它是道家的开山之宝，是宋明儒才从道家那里借来的。
有鉴于此，与其说我们是在讲宋明大儒，倒不如说我们在讲道家在宋明时期的影响和贡献。
可以这样说，是道家的宇宙论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由“形而下”推上了“形而上”，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宋明时期的一批儒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