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朱熹。
朱熹认为人类和万物是由天产生的。天是宇宙的原本，在天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再存在了。而天具有双重属笥：一者是有形体的，是构造物类的质料，这就是气；一者是无形体的，是使物类之所以能成为物类的道理，这就是“道”和“理”。因为道理是天地万物之所以产生和所以存在的终极原由，所以又称为“太极”，它的具本内容则是事事物物都是成双成对的道理。
宇宙之中只有一个太极，但是它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每个事物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就像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它映照万川，每条河流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月亮一样。由此，人以太极为本，按照太极的道理行事；天理在人世上的体现就是人礼，天理在人身中的体现就是人性。人世中的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变现。
太极只是极好至善底道理。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
这“道”，这“理”，这“道理”，这“太极”，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东西，亦即宇宙的根本，天地万物、禽兽人类的根基。不但人性来源于它，而且人世的三纲五常都来源于它。因此，要知晓人，首先要知晓这个道，要知晓这个理。只有以这宇宙的根本道理推及人事，才能对人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就是朱熹的基本思路。
再看陆九渊。
陆九渊在接受“道”、“理”是宇宙根本大法的前提下，更强调人心。他认为人心是“道”、“理”的体现。
在陆九渊看来，道与理本是一个东西，只是在谈不同问题时，说话的角度不同，所说事物的意义不同，所以使用了不同的字眼。“道”与“理”二字在涵义上虽然不同，“道”是遵其而行之意，“理”是顺序、条理之意，然而二者所指，都是宇宙间普遍的根本的法则。所以他说：
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
在陆九渊看来，道、理为宇宙的根本大法、普遍大法，不仅天地不能逃避，不能违背，人类也不能逃避，不能违背。谁要想逃避道、理，就会遭受灾祸。他说：
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其蒙蔽则为昏愚，道彻则为明知。昏愚者不见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见是理，故能顺以致吉。
正因为道、理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所以，人的本心，人的仁义之心便是道、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道理就是心，心也就是道、理，知晓了心也知晓了道、理，而要想知晓心，也就要知晓道、理。
所以他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不仁而已矣”。如果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