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文化方面，老子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执政鲁国的政坛经历，但他的恒道治国观通过有识之士的进言献策，始终象一条坚韧雪亮的银线，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牵制着统治者的头脑，影响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命运，为中国政治文化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特别是在让全世界惊讶赞叹的汉唐盛世，老子治国观确功不可没。当暴秦灭亡，汉朝初建之时，文景两帝正是采用了黄老之道，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才很快恢复国力的。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四处扩边，滥用国力后，汉朝才由盛转衰。到了唐朝，统治者尊李姓老子为皇祖，由唐高宗的"太上玄元皇帝"，直至唐玄宗的"我烈祖玄元皇帝"，代代加封，同时设立"崇玄学"，研析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尊道、用儒、容佛，令黄老之道继续大行其世，国势才又强盛起来，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在塑造国民性方面，老子思想贯注给国民的主要是顺应自然，修德悟道，和平稳静，谦虚谨慎，柔韧无为，谦让不争，宽厚兼容的精神。在坚韧不拔，谦让平和，沉静深思，豁达包容，天人和谐等方面，受益于老子学说的也很多。
那以老子思想为主导的道家人生观，在多数中国人的国民性塑造的主导作用，确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甘食美俗，乐业安居，看淡名利，柔顺无争，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由任性，自然和谐的人生态度和乐天性格。
在道教文化方面，汉代立教以来，老子神秘博大的"道"，成为道教解释一切（即"合道"与否），衡量一切（即"得道"与否）的最高依据和价值标准。
作为中国土产的最大宗教，道教文化神秘而博大，深刻的影响了国民精神生活。民族之魂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全集》第11卷353页）点明了老子源于易经所创立的道家思想，对作为中华文化根柢的道教和中国国民性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哲学文化方面，老子是中国最早说明道物体用关系的哲学家。他阐析的以退为进，以弱胜强，见微知著，幽眇恒远，丰富精深的辩证法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其恒道玄德观和治国观对儒家、法家、佛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所形成的儒形道魂，道法结合，儒道释合流互融的哲学神学现象，国人已有多部专著详述。如儒家始祖孔子有关"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八佾》）的说法，所受老子关于"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影响；如法家韩非学道后关于有道之君要善于明察、立法、行法，"君有道，则臣尽死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韩非子·难一》）的阐述，儒家荀子关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观（《荀子·天论》），所受老子恒道无为思想的影响；如汉初黄老之学道法合流，成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成功实践，董仲舒关于"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之天道无成者"（《董仲舒·天道无二》）的天道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哲学观的"太极"、"无极"、"道器"、"有无"、"理气"、"无欲"、"主静"等范畴，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关于"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法愈疏而乱愈不作"而后者恰相反的进步政治思想（《原法》），所受老子关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思想的影响，等等。
实际上，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流变中，经历了由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造成总道术的第一次分裂后，已经从汉代黄老之道的第一次整合，魏晋玄学的第二次整合，唐代儒释道兼容的第三次整合，宋明理学的第四次整合，逐渐发展成为清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更高层次上复归并升华总道术的中华学术体系。
对于老子的恒道观，与之同时或较晚的列子，关尹子，文子等，都作过意义相近的表述。约与老子同时的关尹子，对道的说法是："唯不可为，不可致，不可测，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玄，曰道"，"一道能作万物，终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本至无，以事而归道者，得之一息。"强调了道的无穷无尽，无所不能和统一。相传为战国时期人的列御寇，即列子的说法是："无所由而长生者，道也。"它无用而生，化生万物，"自生自化，自行自色，自消自息"。而据传曾受业于老子，所言最接近老子原意的文子的转述是："夫道者，陶冶万物，终始无形，寂然不动，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总名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万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其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宇宙观上是完全与老子相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