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月的内丹思想,不仅是由他个人性格、学识、世界观、认识论所导引的,也是他在时代对于道教要适应文化潮流的召唤下,所做的一种应答。明清时,道教逐步走向衰落;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所带来的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人们的文化及社会观念(包括男女“性”观念)亦随之开放,传统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扼杀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反对。如明代中后期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具有浓厚的平民儒学特色),以王良、李蛰、何心隐为代表,挑战传统理学,张扬个性、肯定人欲、重视自我凸显,主张“明道致用”;再如明清时持续旷久的贞节观念大论战等等,均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双修派已不会也不能再象宋元丹派一样过度隐晦其词,点到为止,甚至用清修派的范畴,代替己之范畴了;同时道教也必须清掉其晦涩难懂,隐约其词并只口传心授的作法,改变其神秘性、封闭性及繁复的炼养法,才能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信众。不断地走向世俗化、通俗化,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不失为道教拯救自身于衰亡中的手段。李西月身处其中,致使他在内丹著述及具体修行上,更注重简明、确切、细致、易解。他的作法为后来道教学者如何去发展道教内丹做了榜样。同时他的丹道理论亦沉淀在整个道教文化河床上而为后世所直接、间接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