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根据一个人的生辰数据判断他的性格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也表明了占星术有一定的效力。不过，生辰数据从来不是依据真实的天文学意义的星座确定下来的，而是依据一种主观臆测的，纯概念的时间体系，由于两分点的岁差作用。春分点早已移出了零度白羊宫（ Aries ）。至于说占星术所做的任何准确的判断，那都不是依据天体的作用，而是依据我们所假定的时间特征。换句话说，在这一时刻无论生出什么或做出什么，都带有这一时刻的特性。
这也是应用《易经》的一个基本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拈取蓍草梗或抛硬币而得到标志此时刻性质的六线形，这种方法完全是以纯粹的偶然为基础的。正由于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因而那些神秘的草梗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落下去。问题仅仅在于，比基督还要早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地解释了这种由草梗得到的偶然的图形？对于这一点，只有让经验说话了。
这种建立在同步原则上的思想在《易经》那里达到了顶峰。可以说，它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而在西方的哲学史上，这类思想从赫拉克利特时代起就已经销声匿迹了，直到莱布尼茨才再次显现一点微弱的回声。但是，在此期间，它并没有彻底消亡，它仍然在日薄西山的占星术玄论中一息尚存，并一直保留到今天。
这时，《易经》正好呼应了我们进一步揭示自身的需要。神秘主义要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复兴。西方的思想之光也几乎因此而黯然失色。
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已和真实的人性之间隔上一道人性所有的恶流和黑暗制成的帘幕，那么，东方的悟性，《易经》的智慧将毫无用处。这种智慧的光芒只是在黑暗中闪烁着，而在欧洲意识和意志剧场中强烈的探照灯下则无迹可寻。或许我们听说过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诸如战乱、黑社会、平民百姓难以名状的悲惨生活，以及令人绝望的肮脏和罪恶，如此等等，我们几乎不会怀疑这种局面的恶劣，而《易经》的智慧正是从这片士地上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希望体验到东方智慧的活力，那就需要我们有一种正确的多方位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