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为加强精神疾病的防治，这些年，我市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据了解，市政府早在1997年12月就成立了精神卫生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多部门协作的三级精神障碍防治组织管理网络。我市的精神疾病防治经费纳入了年度财政预算，市财政对我市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财政补助也逐年提高。
我市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实施了《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这是全省首个、全国第二个精神卫生方面的地方法规。同时，各部门还加大了对精神残疾病人的帮扶力度，发出了《关于加强宁波市残疾人康复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波市城区扶贫帮困工作实施办法》、《宁波市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病人医疗救治暂行办法》，并把重性精神病人列入了“特殊病种”。
从2009年开始，我市又不断探索“预防—医疗—康复”三位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一方面做好一般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另一方面把病人的康复治疗从专科医院拓展到社区。
但尽管如此，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依旧面临不少困难。市康宁医院的一项研究课题暴露出了目前这项工作最为难解的症结——市民严重的病耻感。
这项课题随机抽取了宁海、奉化、海曙、江东、江北五个县(市)、区600余名市民作为调查样本，结果发现：有六成多人认为持续心情低落是一种心理问题;有三分之二人认同正常人在某些时候也需要心理帮助。但在需要心理治疗时，只有一成人选择到综合医院心理科，三成多人选择去市心理咨询中心。
作为基层卫生院一名普通的精神病防治医生，余姚低塘卫生院的顾医生对此很有感慨：“很多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或家人得了精神类疾病，我们打听到了，上门去查看境况，人家还说‘我们家里没有精神病，你们来干嘛’，然后把我们撵出来。有一次，我们的一位老医生还被病人家属打成骨折，他们就是不愿意让精防医生上门!”
医生们感叹，正因为这种病耻感，使得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其实，精神科疾病就如平常人会患感冒一样，充其量只是得了“心理感冒”。在重型精神病患者中，有狂躁倾向的病人也只是少数。所以，有了心理问题，尤其是自己“扛”不下去时，必须看医生，心病是完全可以医治和缓解的。
此外，这种偏见还导致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的缺乏。很多人认为“和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打交道本身就比较麻烦，而且大家都怀疑和精神障碍者接触多了，自己也会变得不太正常”。
精神健康涉及每一个人，关系着我们是否拥有稳定而持久的幸福感，关系着每个人能否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关注精神健康，是全社会的责任。
作为全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市(县)，余姚一直走在精防工作的前列。
为了扎扎实实推进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余姚人走出了三条新路子。
首先，在完善三级精防网络的基础上，余姚独辟蹊径，在每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设立公共卫生联络员，负责包括精神疾病患者信息搜集报告等在内的公共卫生工作，使得精防工作更加具体、深入。
“按照要求，只需要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一名公共卫生联络员，负责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信息搜集报告工作。若如此，余姚200多个行政村只需200多名联络员。”余姚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方张清介绍说，为了确保各类公共卫生信息的及时发现，为了让精防等卫生工作真正深入居民，走进千家万户，余姚市卫生局和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广泛调研，在行政村下设的每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都建立起了公共卫生联络员。
“这样一来，余姚的公共卫生联络员队伍壮大到了1200余人。比要求的人数整整多出了1000余人。每个人负责的范围小了，就更能确保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反映和处理。”
其次，在全市率先推出针对性的系统化培训项目。培训对象涵盖民警、村干部、乡村医生、病人家属等多个群体，内容包括精神疾病的识别、接触、护理等方方面面。
“针对不同的群体，我们有不同的教材。”方张清说，比如说对民警的培训，主要就是如何判断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如何应对公共场合正在出现危险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等;而对公共卫生联络员精防业务的培训，则主要是如何从外表、举止等方面识别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如何与他们接触、沟通等。
“前不久，在全市重性精神病人排摸过程中，我们设在马渚镇等地的村级公共卫生联络员成功发现了多名潜在的具有冲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在他刚刚表现出冲动症状的时候就密切关注，随时与精防医生沟通，防止了恶性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