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局长从住宅楼坠亡?自杀已经算是一件很耸人听闻的新闻，而官员自杀则就被带上了很多的神秘色彩，毕竟很多民众总觉得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但无论什么工作都是有压力的，并不是说官员就真的坐在办公室里喝茶一切事情就会自己去解决，现在的平安社会真的有很多在默默付出的人。
8月3日从浙江丽水市警方获悉，8月2日，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1名男子从当地红星街道新华小区1居民楼5楼坠下，120急救医生现场确认该男子落地后已无生命体征，宣告死亡。
据警方通报，8月2日7时20份许，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新华小区5楼有一名男子坠楼。经确认，死者钟某某，男，47岁，系景宁县民宗局局长。具体死亡原因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钟某系当天早晨从家门外楼道口跳楼自杀身亡，对于钟的自杀原因该人士表示不清楚。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钟某某，男，畲族，1969年7月出生，浙江景宁人，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4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曾先后在景宁县多个乡镇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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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非正常死亡为何频发?
唐天生资料图
4月3日中午，广西桂林市公安局通报，当天上午，桂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唐天生在医院坠楼身亡。
当天上午7时53分，桂林市秀峰公安分局百梓派出所接110指令：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內有一住院病人从8楼坠落，已当场死亡。
接警后，百梓派出所及时出警并上报秀峰分局。秀峰分局立即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勘查工作。
经初步查明，坠楼病人为桂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唐天生。
据了解，唐天生曾于2013年8月因公款吃喝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龙胜县县委书记一职，在被免职1年后复出“管吃喝”曾引发热议。
官员“非正常死亡”频频发生
近几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含失踪)”可谓是频频发生。
福建永春县财政局前副局长投湖
海峡都市报3月28日消息，3月27日上午7时40分许，一名男子从福建省永春县城湖滨路桃溪流域的闸楼上跳入水中，不幸身亡。事发后，永春当地消防、民警赶到现场，展开搜救。经过4个多小时的开闸放水，当天中午12时许，男子被搜救上岸，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记者了解到，死者为宋某金，今年54岁，为永春县财政局一工作人员，此前曾担任永春县财政局副局长，2014年起经人事调整任永春县财政局主任科员，不再担任该局副局长。事发后，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
重庆官员聚餐回家途中溺亡
记者从重庆石柱县新闻办获悉，据警方通报，3月23日16时许，在渝北区龙头寺附近一水塘内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认是石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立培(家住重庆市渝北区龙头寺某小区)。经警方调查走访、调取监控视频、尸检及实验室检验，确认吴系聚餐后步行回家途中路过水塘时不慎跌入其中溺水身亡。
深圳一原副市长坠楼身亡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23日早上8时58分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称，该市原副市长陈应春于3月22日晚坠楼身亡。
据通报，3月22日晚23时14分许，公安机关接报称，在深圳市福田区某小区有人坠楼身亡。接报后，警方立即赶往现场，经现场勘查，坠楼者为深圳市政府原副巿长陈应春，坠楼原因有待调查。
陈应春，1957年2月生，海南海口人，197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非正常死亡中自杀者最多出现“官员自杀潮”?
官员“非正常死亡”方式盘点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自杀原因各异、方式也不一样。
1. 高速公路跳车死亡
2014年6月30日，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工业信息化局前局长崔元林在高速公路上演出了离奇一幕。当天，他突然要求停车在路边，然后冲出右侧车门，向路过的车撞过去，三辆车都躲过了。他又越过隔离带，一头撞向一辆半挂车，被弹出数米远，最终不治身亡。据媒体报道，他随身携带着47张银行卡、13个U盾、4台笔记本电脑、3张不同的身份证、两万余元现金、两把不同类型的车钥匙，以及一个移动硬盘。有媒体指其涉嫌贪腐过亿元。
2. 卧轨自杀
2014年，7月7日，广东河源法院院长钟俊斌卧轨自杀。据了解，事发前钟俊斌要司机停车并在车内等候，自己下车后向铁路桥南边护坡台阶方向走去。有知情人士透露，钟俊斌死亡前曾经接听一个电话，通完电话就冲向铁轨，警方未证实此细节。
2014年8月3日凌晨，温州永嘉工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王某某开房200多次遭人曝光后在福建卧轨自杀。
3. 喝酒死
2014年7月14日，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然身亡。这是官员“喝酒死”的最新一起案例。南方都市报报道，5月31日原深圳市档案局副处长、龙华新区建管中心高级工程师姜某酒后猝死在市政府办公楼内的女厕。
7月14日，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肖某，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然身亡。肖某已于7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在该县殡仪馆火化。30日，当地回应称，事件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处理。
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7月30日，今年已有至少32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5名官员因为喝酒死亡，数量仅次于官员自杀。
4. 跳楼自杀
7月8日，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亲属和同事反映，近期张有异常反应。在张办公室发现其生前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并叮嘱家属和孩子，坚强些，照顾好小外孙女。
7月9日，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在办公室跳楼自杀，现场遗书称“身患多种疾病，常感不适，只能自我解脱。”也有消息称，李海华此前负责城建工作被查出有违建、收受贿赂等问题。
7月26日，湖北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有关人士介绍，王运清生前留有遗书，遗书中写有“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等字样。此前湖北省国资委有两名副主任因贪腐接受调查。
5. 自缢身亡
2014年6月4日,中共山东省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在其住地附近被发现自缢身亡。据其亲属介绍，陈白峰同志有多年抑郁症病史。
7月10日，广东清远市财政局副局长罗良品在其办公室自缢死亡。警方称，经现场勘查、现场调查，以及对现场提取的遗书和视频资料等相关证据比对认定，排除他杀可能，死亡原因与个人家庭问题有关。
官员非正常死亡增多，中央自2009年开始关注官员心理健康。
官员非正常死亡选哪儿
地点1 办公场所 办公室擦玻璃失足坠亡
记者曾梳理指出多数官员自杀选择办公场所：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这些官员中，39%的自杀官员选择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
办公场所确实是非正常死亡官员最经常被发现的地方。郝壮的出事地点就是办公室。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郝壮在内，今年以来公开披露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至少有6人是在办公场所死亡。
地点2 住所 近十年百名自杀官员三成在家自杀
记者统计的近十年百名自杀官员中，在住所自杀的官员占33%，仅次于在办公场所自杀的人数。这个数据或许让很多人意外。
11月9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恩施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当日早晨在家坠楼身亡。安徽马鞍山市今年前3个月被曝光的2例非正常死亡官员，都死在住处。
地点3 酒店 酒店开房后心脏病突发猝死
也有些官员因在酒店突发心脏病非正常死亡。江苏省盐城市国税局稽查局原副局长陶东宏被披露在当地一宾馆开房后，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在酒店猝死的还包括一广东官员，茂名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朱某雄被指到信宜市调研工作时，疑因醉酒在信宜某新城大酒店凌晨猝死。
地点4 公园 从家乡公园108米高塔跳塔自杀
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地点还包括公园。今年3月31日中午12时许，江苏省无锡市原市委原副书记蒋洪亮即被人发现在江苏宜兴市龙背山森林公园“跳塔自杀”。
地点5 看守所 官员被判12年后询问室自杀
3月，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煤炭管理局原副局长徐孝祖在看守所内看完判决书，滞留在询问室内一日后自缢身亡。随后，两名负责看守的民警被指控玩忽职守并被提起公诉。
据媒体6月份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四成。接连出现的官员自杀让民众应接不暇，所以就有舆论感叹在持续进行的反腐运动中，中国出现了“官员自杀潮”。
媒体人高瑜表示，或许有些官员是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但由于中国曾有倘若涉案“一死了结”的先例，因此不排除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追责而选择自杀。
另有民众注意到，接连自杀的官员几乎都是“副”职的。
对此，高瑜表示：“‘正’的起码还有一个党的形象，有一个保护伞的问题，很多都是要以副的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怪现象。”
在半个月内仅公开报道的就有四名官员自杀，也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运动式的反腐对官场带来不小的冲击，一些贪腐官员或选择自杀以逃避追究。
【自杀原因】
原因一：“抑郁症”
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8人。根据公开资料，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今年1月4日，白中仁在家中发生意外，死因至今尚未公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
白中仁2010年6月出任中国中铁总裁，2011年2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免职调查，随后铁路系统落马官员不断。《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铁路系统人士称，白中仁的死或许与铁路的第二波反腐浪潮来临有关，但这一揣测未获证实。
网络舆论对于官方口径一致的“抑郁症”说法并不买账，大部分网民反射般地联想到，官员自杀与腐败有关。有网民称，“所谓抑郁症，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其实就是一种做坏事后的恐惧症”。
原因二：畏罪自杀
“贪官们为什么要自杀呢?”重庆市的司法官员吴生(化名)说，“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活不下去了，二是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
他表示，就像一个人的假发在衣香鬓影的聚会上被当众扯掉，那种羞耻感是巨大的，“对于贪腐的高官，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令他们有的人一夜间白了头，有的则无颜见人。自杀可以解脱，也许还有谢罪的含义，这种官员还算没有腐败到底，还知道羞耻。”
原因三：“丢车保帅”
有少数贪官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败露后，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和抄家之痛，干脆自杀，一来可以避免被继续调查，二来可以保住贪贿所得。这种人，其实多半是真正的意志坚定者，他们为了钱，可以牺牲生命。
“而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处理好官员因涉嫌贪污腐败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吴生说，“垂死挣扎，企图‘一死百了’，把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以免殃及同党;把已经贪得的财富留给家人，免得最后‘人财两空’。这是到死都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屈服，而是对抗。”
曾经参与侦办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贪腐案件的检察官杨敏(化名)表示，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的自杀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护，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给其他的贪官带来多少觉醒，所以他们的自杀更会增加官场的腐败安全，活着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官员自杀背后隐藏着什么?
官员自杀背后隐藏着什么?是否因为腐败问题即将揭露或者已经揭露而抑郁?是否是不愿意面对审判，不想坐牢?又或者是丢卒保帅?我们不愿妄自揣测和议论。愿我们的各级监管部门平时要注意从政治上关心、精神上慰藉、生活上关怀，并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和家庭情况，防微杜渐为其减压。
在探究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同时，对官员生前的履职情况要一如既往进行严密的调查，没收赃款，而不能让其家人或其他既得利益者钻法律的空子，让有牵连的贪官逍遥法外逃脱制裁，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加强法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没有贪腐的机会。没有了贪污的机会，就减少了畏罪自杀的可能。
官员自杀不是调查终点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人死为大，斯人已逝，本不该再对死者进行一些追问和猜测，但毕竟官员身份特殊，其生前事往往牵涉到种种利益，其身后事同样也影响甚大。
坊间传言，某些官员自杀，乃是“死了他一个，幸福一家人”。这里指的是贪官一死了之，其经济问题很可能不再受到追究，其妻儿和家人就保住了“贪腐的果实”;还有另一种传言，即“死了他一个，保住一群人”，意思是贪官本系贪腐窝案中的一员，他死了，就等于切断了相关部门调查的线索，保护了其他人。
坊间传言，多有不实、夸张之处，但理论上并非没有一点可能，现实中也常有事例予以佐证。因此，对官员自杀事件中可能暗藏的诸多可能，要提高警惕、一查到底。
官员所涉经济问题是否属实，得查;涉案款项一旦确定，必须追回来，不能让国家和纳税人蒙受损失;如果案子牵涉到其他人，也要逐一排查，绝不能让任何贪腐分子轻易蒙混过关。官员自杀不是调查终点，而是进一步深查细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