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记者从知名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处获悉，贵阳市中院近日受理了他起诉毕节市政府、贵州省政府的7个行政诉讼案件，并于1月12日正式立案。周筱赟于去年申请毕节市政府公开1.77亿元“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相关信息，后认为毕节市政府的7项答复内容答非 所问，向贵州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遭驳回，周筱赟因此向贵阳市中院起诉毕节市政府及贵州省政府。
事件回顾：
6月9日晚11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村民张启付打着手电筒，沿着声响的方向走去。在距离自家新房30米远的一幢三层小楼前，他看到一个男孩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张启付和同村人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4兄妹，年纪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分别为9岁、8岁和5岁，这4个孩子无人照料，相依为命。
大约20分钟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哥哥已经生命垂危，在三楼房间里发现的3个妹妹随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是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这起6月9日深夜发生的悲剧迅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
事发现场目击
在事发现场，记者看到，这栋三层楼有两层在地上，一层在地下，房屋四面贴满了瓷砖，装着铝合金门窗和不锈钢防盗网。
走进小楼，二层的客厅里摆放着1台电视机和3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沿着狭窄的楼道走上三楼，便是事发时兄妹4人所在的房间，记者可以闻到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房间里散落着床垫、被褥、儿童衣物和鞋，房间正中有一堆焚烧物。记者翻动这些焚烧物发现，一个粉红色的笔袋还没有烧尽，几支自来水笔还残留着外壳，燃烧了一半的英语教材上写着“You call your mother ‘mom’?”。焚烧物旁边，两根一头烧焦的木棍像是曾经有人用它们翻动火堆，以便让书本和文具尽可能完全烧光。
床垫上残留着一堆呕吐物，散发出强烈的农药气味。不远处的簸箕里，盛着黑豆和紫皮大蒜。角落里的一只墨绿色运动鞋下，压着没有烧尽的方格作业纸。
距离屋内一步之遥的露台上，摆放着一个木桶、一个炒锅和一个不锈钢盆，木桶里装着玉米饭，炒锅里装着酸菜汤。一份饭、一份菜、一个汤，应该是兄妹4人最后的晚餐。
现场没有发现遗书，也没有发现农药包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兄妹4人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据张启付回忆，事发当晚他走到现场时，曾经看见排行老二的女孩儿趴在窗台上用手电筒照着向下张望。
“是你把你哥哥推下来的?”张启付大声问。“没有。”二妹回答的声音很微弱。
在事发现场的被褥中，记者发现了1只红色的手电筒。张启付一度认为，是兄妹几人打架，把哥哥推下了三楼，看到二妹趴在窗口迷离的眼神，他瞬间感觉到出了大事，并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4兄妹家境并非特别贫穷
有媒体报道称，出事的4名儿童家庭特别贫穷，仅靠吃玉米度日，4名儿童的死可能与生活难以为继有关。采访中，当地村民否认了这种猜测。
“弟弟每个月会给孩子寄大概700元生活费。”4兄妹的姑姑张芳友说，“这里一大背篓米只卖100元，一般家里都有腊肉，房子后面还有菜，生活肯定够用。”
记者在兄妹4人居住的小楼里发现，两个编织袋里装着熏制好的腊肉，墙角里还散放着几块腊肉，腊肉旁边的菜刀和菜板上还沾着油迹。另一间屋子的一半空间堆满了编织袋，口袋里装着玉米粒，把玉米粒加工成玉米面的机器立在墙角，一堆玉米棒四散在地上。
当地村民回忆，今年春节，父亲张方其带着4兄妹杀了两头猪，过了一个“油水很大”的新年。在距离住所5米远的猪圈至今还养着两头猪。
记者了解到，2012年起，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季度保障金额为425元，2013年调整为440元，2014年再次调整为531元。与此同时，警方在现场搜索到的银行卡显示余额为3500余元。
事发前一个月4兄妹行为异常
今年5月之前，3个妹妹除了偶尔旷课一天，并没有长期不到校上课的记录，哥哥除了在2014年有过旷课一周的经历外，也没有长期不上课的情况，兄妹的学习成绩均属中等。
今年5月8日起，4兄妹的行为开始发生异常。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4兄妹都没有到学校上课。她立马拨通了张方其的电话，电话显示无法接通。
杨小琴有种不好的预感，平常哥哥也会旷课，但都会让妹妹们向老师请假，但这一次4兄妹集体旷课，非常反常。杨小琴找到了离4兄妹家最近的村民杨昌秀，让她告诉孩子们5月11日星期一一定要到学校上课。5月11日，4兄妹仍然没有到学校上课，中午12点，田坎中心小学教务主任张华明和4兄妹的班主任杨小琴、张敏、陈玲等开车赶到4兄妹家门口敲门并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应答。
随后，老师们找到了4兄妹的远房亲戚。远房亲戚在院坝内呼喊他们4兄妹的小名，也没有听到任何应答，最后老师们找到村民组长张仕伟帮忙一起寻找孩子。
5月12日，杨小琴、张敏、陈玲三位班主任将家访的情况以书面材料的方式提交给了校长曾兴玉。曾兴玉说，自己随即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向乡里作了汇报，并开始一同寻找。
5月13日，最小的妹妹在幼儿园的班主任吴涵丹敲开了4兄妹的家门。吴涵丹在院坝中大喊：“我来邀请你参加六一儿童节表演。”
最小的妹妹随后把紧锁着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你怎么不开门?”吴涵丹说。“哥哥不让开。”对方回答。
从那以后，几位班主任老师去4兄妹家家访了4次，校长曾兴玉家访了一次，算上乡政府和包村干部的家访，总的家访次数为11次，均遭遇了“闭门羹”。
家长联系不上，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有的村民说，孩子们就是在家不开门。最终，6月9日，悲剧发生。
父爱母爱严重缺失
对于4兄妹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子们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在村里人眼中，4兄妹都是相对内向、孤僻的性格，不爱跟人多交流，走在路上遇到长辈会打声招呼，但并不会有更多的交谈。
4兄妹的姨奶奶潘玲一口咬定，这跟孩子们的自卑心理有关，“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潘玲对记者说，孩子们的父亲张方其大约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母亲渐渐有了外遇，双方的感情最终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的母亲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
4兄妹中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回忆，每逢3月和9月开学时节，张方其都会带着孩子来交费，从不拖欠，之后便出门打工，留下4个孩子独自在家。
潘玲回忆说，张方其最近一次回家是今年春节前几天，在家住了半个多月后，再次出门打工。孩子们的妈妈在去年曾经来看过孩子，但除了和邻居亲戚争吵、说说自己的新生活，什么都没有留下。
4个孩子中，二妹和三妹最勤快，承担起了做饭的重任，在外人眼里，哥哥好像4人中的家长，曾经有村民看见，哥哥因为妹妹没有做饭而抽打妹妹的手掌。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潘玲说着泪水奔涌而出，“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
申请信息公开
周筱赟告诉记者，2015年6月毕节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让他想起，2012年毕节发生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内死亡事件时，新闻上已经在说当 地设立了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从现在起，毕节市、县(区)财政每年将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对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补助，为他们购买学习用品，维修房 屋改善居住生活条件，并提供医疗救助等”。
每年6000万，到2015年就是1.8亿，“我就想知道这个基金用在了哪里、实施效果怎么样”，周筱赟说，于是他决定向毕节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他先在2015年6月16日向毕节市政府申请公开“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又称毕节市留 守儿童关爱基金)的财务审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报告”，但毕节市政府在2015年7月9日回复其称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接着，周筱赟于2015年7月22日继续向毕节市政府申请公开该基金的预算报告、决算报告、财物审计报告等信息，追问资金的去向。
就在2015年7月26日，毕节试验区财政信息网公布了《全市 2013年-2015年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称3年来毕节市市县两级财政通过压缩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的8%，设立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3年共计1.7724亿元。
这时，周筱赟才知道该基金共计1.7724亿元。
不满有关答复
周筱赟在2015年7月22日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中，将自己想获知的信息分填在多张信息公开申请表中，申请毕节市政府公开相关内容，包括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 救助基金的项目数量、具体名称、项目计划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个人)，以及项目立项情况、实施进度，财物审计报告、验收报告，还有资金使用预算报告、决算报告、项目验收情况等。
他说，仅2015年一年内，毕节市就被媒体曝光至少6起留守儿童受到伤害或遭性侵的事件，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很想知道高达1.77亿元的留守儿童基金到底是怎么花的，要求毕节市政府公开具体数据，“这是公民的知情权”。
毕节市政府于2015年8月12日分别对其申请信息给予答复，却没有他想要的明细数据，“都是笼统总数”，而且有些答复的内容在他看来属于答非所问，比如他申请财务审计报告，毕节市政府答复说“对属于审计范围内的专项资金都要陆续进行审计”。
起诉两级政府
2015年10月8日，周筱赟向贵州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贵州省政府责令毕节市政府公开7份申请公开的信息，但在12月7日被驳回，省政府对毕节市政府的7项 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维持的决定。随后，周筱赟针对毕节市政府、贵州省政府的7项具体行政行为，一并向二者提起7个行政诉讼案件，起诉至贵阳市中院。今年1月 8日，他收到了贵阳市中院1月6日做出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周筱赟称，他于1月12日交了诉讼费后，此案正式立案，应将于近日开庭。
留守儿童现状
一、监管不力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5800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效的教育和关爱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
二、缺乏抚慰
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
三、疏于照顾
监护责任不落实，监护人缺乏防范意识，儿童防护能力弱，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女孩受到性侵害又不能及时得到父母帮助，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