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增加，全球用于防治艾滋病的费用也在不断攀升。美国《科学》杂志分析认为，今年全球防治艾滋病约需250亿美元，全球用于防治艾滋病的费用到2030年有可能攀升至350亿美元。
不得不说，艾滋病的防治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社会工程，其需要政府以坚实的经济、政治、制度作为基础。然而，在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力军的同时，NGO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国际经验表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不仅需要政府投入很大的精力和经费，而且需要动员社会广泛的公众参与，特别是要发挥各种形式的NGO的作用，需要在各级政府和艾滋病防治领域里各种NGO之间建立彼此合作、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
回顾我国NGO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过程，不难发现其经历了“试探——现身——鼓励”这三大阶段。
试探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我国当时的艾滋病疫情初见端倪，政府有能力一手包办各项干预措施;另一方面NGO尚未被部分官员认可，担心NGO介入会带来政治风险，因此NGO在艾滋病防治领域鲜有身影;
现身阶段——20世纪末，随着中国性病艾滋病疫情增加和部分扩散的形势日益严峻，在一些感染者较多的地区，官办民间组织开始承担起部分政府职能，对内执行国家防治艾滋病的任务;
鼓励阶段——入21世纪，国家领导在很多场合明确表达支持发挥NGO作用，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更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要求和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NGO防艾直面基层 社工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效果独到
目前，广东已引进中美合作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中盖艾滋病防治项目等国际项目，此类项目的策略是利用并加强中国民间足足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能力，通过利用民间组织的独特优势来填补现有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缺口并扩展覆盖面。据悉，广东省现已广泛动员“红丝带关爱中心”、“深圳关爱工作组”、“广州市星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40多个NGO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在这两个项目的推动下，广州地区的防艾NGO蓬勃发展。
11个防艾NGO：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爱之关怀、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朋友公益志愿者组织、智行基金会、同性恋亲友会、广同、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晋光女性健康服务中心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11个NGO每年在广州市能够服务HIV感染者/AIDS病人约1000人，干预各类艾滋病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女性性工作者、吸毒者等)超过10000人，动员3000多名男男性行为者、400多名女性性工作者及300多名吸毒者进行HIV检测，有效的弥补了政府部门工作的不足，得到了社会各界及服务人群的好评。
广州地区的防艾NGO有以下2个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特点一：同性恋组织出现得比较早，且分工比较明确;如广同、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主要通过网络干预，智行基金会主要到公园、桑拿、浴室进行外展干预，朋友公益服务的主要是学生同志;
特点二：广州有5家社工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社工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在国内是比较新的一种形式，在这一点上，广州走在了其他省市的前头。艾滋病防治社工组织相比于感染者组织、MSM小组等，在服务理念和专业手法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