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指斥了君子之行所造成的黑暗的社会状况,这个社会尔虞我诈、黑白不分;争权夺利、残酷无情。而大人先生追求的理想社会与此截然相反,顺应自然,纯真朴实,一片天籁。“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源于《庄子》,但比庄子更加概括。《庄子·盗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月去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以看出,阮籍抛弃了庄子复古主义的理想模式,抛弃了庄子理想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始性,以及没有智慧的精神蒙昧性,继承发展了它反对异化、自然无为的思想。
相对于宇宙的永恒,人的生命太短暂了,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死亡是每个人心中潜在的悲剧意识。阮籍凭着对宇宙人生的独特领悟,遗世独立,创造了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的理想人格。它摆脱了人生寿命之限,超越了现实人生的时空局限。这是一种纯理想的幻梦。大人先生“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目万里为一步,目千岁为一朝”。“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谟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飘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可以看出对有限的生命的超越已经十分富于飘缈的色彩,它受庄子启发,却又比庄子更为空幻。庄子面对死亡达观超然,而阮籍则表现了正始文人学士在人生短暂、痛苦无常的情况下,渴望去寻求永恒与时空的无限。
阮籍的理想人格摆脱世俗的束缚,打碎一切偶像。人间的汤武、许由、孔丘等都不值得崇拜,世俗的名利难以束缚,世俗的事非标准不能限制。摆脱了富贵荣华的桎梏,摆脱了尊贵贫贱的羁绊,有独立的人格和事非标准,“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正,阳、丘岂能与比纵?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与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徙。被九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可以看出,世俗的所谓圣人、名人再显赫,也都是短暂的。阮籍的理想人格却蕴藏和体现着一种开阔广远的道路,永恒的、融于宇宙的安宁恬静的心境。这一点同样有庄子影响的痕迹。《庄子·逍遥游》:“是其尘垢米比糠犹陶铸尧舜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田子方》:“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这实际上并不是说庄子排除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庄子笔下的真人,“凄然似秋,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可见理想人格的喜怒哀乐之情是通于大道,顺于自然,充满对人间俗物的鄙弃和世俗道德的否定。这种超然人世的态度,表现了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生活的厌恶。从阮籍和庄子的比较不难看出,鄙弃传统的世俗观念,对儒家权威的否定,阮籍与庄子相同。然而,庄子理想的超越也罢,幻想的逍遥也罢,他毕竟在现实中生存,因此庄子常常是从想象回到现实,理想人格毕竟也还是最终走到现实,“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阮籍的理想人格却始终超世,凭空构想,追求一种心灵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超越。很明显,阮籍的理想人格具有幻想色彩,这是一种心灵的向往。“今吾乃飘飘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庄子的理想人格追求自然宁静,与社会俗事、俗念隔绝的心态,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时空、超越理性的境界。通过精神的遨游,个人渺小的生命之躯,与自然的永恒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以看出阮籍与庄子的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