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养生学产生的背景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图为黄帝像)。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坚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