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没了，梁龙查自己的银行卡，发现一分钱都没有，还欠了2000多元的外债，当时就崩溃了。他开玩笑说：“我们那时候都靠女朋友活着，没有了退路，跟女朋友借了500元钱，回到齐齐哈尔老家，跟父母撒了个谎，说北京一个大哥让我过去发展，说的非常光鲜亮丽，抛弃了稳定的工作，两眼一抹黑直接就去了北京。”
北漂：混得很惨依然吹牛逼
1998年11月，梁龙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当时借住在一个叫崔景生的朋友家里，崔景生有个乐队，梁龙每天就跟着他们的乐队一起玩，但根本没有演出机会。“当时的我还比较装，不愿意去酒吧卖场，感觉自己是搞艺术的，一旦进了酒吧就完了。最后的结果很简单，没有钱生活，第一次的北漂生活在三个月后草草收场，春节前回到了齐齐哈尔。”
梁龙带了瓶酒和一本怪异的行为艺术杂志惨淡回家，头发半长不长落魄得很。女朋友看他混的那副样子，又和普通人生活格格不入，就分了。而分手也算是扫清了梁龙对家乡的最后一点牵挂。
1999年开春，梁龙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说：“这次我稍微学乖了一点，知道得先干活养活自己，排一些简单的歌去餐厅伴餐，当时还进不了酒吧，每天能赚到三四十元，一周去两三次，基本能吃上饭。”
但梁龙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人是垮掉的，根本写不出东西来，很多时候，早上写的歌，晚上就不想看了，晚上写的，到第二天早上就扔了。“我当时都想，即使崔健来敲门，说你跟我混吧，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什么都干不了，处于精神和世界观面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梁龙来说，穷可以承受，但没有思考、没有作品，是他完全不能承受的。他第一次考虑要转行放弃音乐了。“我接的最后一个活是乐队贝斯手舅舅的婚礼，给了我们每人100元钱，我当晚买了一张88元的火车票回到了哈尔滨。”
要面子的梁龙谁都没说，只提了一句回老家办点事，其实心里知道自己完蛋了。半夜三点，梁龙坐上最慢的那种绿皮火车，100块还剩下12块钱买点吃的，到了哈尔滨身无分文，说好来接他的乐队朋友没来，他就那么大包小包的在火车站凑合了一晚上，梁龙这下彻底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