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脏腑功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在脏为肝…在志为怒”，说明怒与肝具有不同于他脏的亲和力。因此“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此处所说的“肝病”其性质并不明确，《灵枢·本神》的表述就比较清楚，即“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朱丹溪根据《内经》肝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司疏泄者，肝也”(《格致余论》)，后世医家据此认为“易怒”属“肝失疏泄”。《杂病源流犀烛》则更明确地指出：“治怒为难，惟平肝可以治怒，此医家治怒之法也。”因此，从调整脏腑功能的角度来看，善怒者应从泻肝着手，后世运用龙胆泻肝丸、泻青丸、丹栀逍遥散等治疗肝火上炎之烦躁易怒，其理论依据当起源于此。
调节阴阳平衡
《灵枢·行针》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说明个体阴阳的盛衰对喜怒的影响有不同的倾向性，阳气多者热情爽朗多喜乐，阴气多者沉滞抑郁而多恼怒，此处言多阴者多怒。但在《素问·病能论》中，则根据狂证的表现，提出怒是阳气盛的结果：“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这种两处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在《内经》中并不鲜见，孟迎春等提出的假说似可解释这一问题，孟氏认为，愤怒和郁怒是人们发怒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前者是指怒而发泄，指向他人或他物，后者是指怒而不发，郁结于心指向自我。按照中医理论的一般规律，多阴者之怒应属郁怒，阳气盛之怒应属愤怒。
因此，从调节阴阳平衡的角度出发，制怒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多阴者之郁怒，予疏理气机，解除阴盛所致的抑郁沉滞状态，可选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二是阳盛所致的愤怒，应平抑上亢之阳，《内经》“使之服以生铁络为饮”治疗“阳厥”，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一治疗原则，后世运用黄连解毒汤、镇肝熄风汤、礞石滚痰丸等治疗烦躁、怒狂等，即是对《内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驱邪制怒
《内经》还提出了邪气导致多怒的观点，如《素问·缪刺论》说：“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指出“邪客于足少阴之络”是“无故善怒”的原因，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邪气。但在《素问·风论》中则叙述较为明晰，说：“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说明心风和肝风均可导致善怒。由于后世医家对于心风和肝风的认识有分歧，所以其直接的指导意义并不十分确定，但至少可以说明，以驱邪为手段能够达到制怒的目，至于驱邪的具体方法则应以辨证施治为依据，灵活选择与病证较为吻合的治疗手段。
针刺制怒
《内经》中还提到了易怒的针刺疗法，如《灵枢·杂病》曰：“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其中“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与脾虚肝旺，肝脾不调证吻合，刺足太阴经可以补脾虚，达到协调肝脾关系而制怒的目的;“怒而多言”与肝胆气盛证一致，刺足少阳经可以疏泄肝胆之气以制怒。
顺应五运六气
运气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讨论不同年份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体，尤其是对人体生理、发病的影响，其中也有情志方面的内容，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善怒。”指出在“木太过”和“土不及”的年份，民众均可出现“善怒”，提示在这两类年份，人们应该注意控制情绪，最大限度地减少怒对健康的影响。
修身养性
《灵枢·本神》云：“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这段话至少反映了两个观点，一是：“志意和”是“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的原因;二是要做到“五脏不受邪”，就要“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这里的“志意和”就是说心态要保持乐观从容,心平气和，是修身养性的最佳境界，修身养性以减少发怒，应属制怒诸法中之最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