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所生活的那个生产大队，按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必须揪出十个“阶级敌人”。然后召开批斗大会、让他们分别交待罪行，还要游街示众。接下来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专政和改造。
可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地主、富农加上几个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都算上，一共才九个人，还差一个方能完成上边下达的指标任务。为了凑够人数向上级交待，大队专政队查来查去，最后把一位城里下放的老刘给揪了出来。定的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因为他和一个寡妇没登记，在一起生活了多年。
这位老刘50多岁，原来是抚顺市内某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他平时嗜酒如命，又没什么技术，属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那伙儿的。当年村里人对这个外来户都不太了解，经过外调才得知他由于喝大酒、不求上进，原来的老伴和他离了婚。他也被工厂精简下放到了农村。
这天，在敲锣打鼓向公社报捷后，召开了批斗大会。会上老刘并不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他笑呵呵地像讲故事似的，生动地交待了他的所谓“罪行”。
“我和先头那个老伴分手后不久，就跟一个寡妇好上了，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后老伴。她带来一个刚成年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我离休的父亲。这样一来，我的继女就变成了我的继母，而我的父亲也就成了我的女婿！两年后我老伴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他是我继母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所以我得管我的儿子叫舅舅。不久我的继女又为我父亲生了一个儿子，他当然是我的弟弟，但他还得管我叫外公；而我的儿子应该管他叫叔叔。结果我是我老伴的丈夫，我老伴又是我继母的母亲，因此我还是我自己的外公。……”
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都张大了嘴巴，像听刘兰芳讲评书似的聚精会神。还不时发出议论：“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关系，也太复杂了！”（2022.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