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在遭遇巨大的悲伤时经过五个阶段，拒绝、愤怒、彷徨、沮丧、接受。 这不是实证的科学理论，但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我的感觉几乎一样。 经过一周的辛苦，我作为基因编辑领域的员工，现在也终于进入了“接受”阶段。
中国科学家们大声讨论后，贺建奎事件似乎在态度层面而不是事实层面迎来了“反转”的征兆。
为了人类基因编辑
首先日本、美国等国家宣布基因编辑胚胎开各种各样的绿灯[1][2]，然后张锋、David Liu等宣布他们致力于“单碱基编辑”在临床上的应用[3]。 最露骨的是，也许基因编辑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乔治丘比特说“在x射线和PET等放射线为零之前没有开始使用这些技术”[4]。
乔治丘比特(George Church )是基因编辑领域的重量级人物，这次接受采访时，选择了他说是来平衡视点的“sciencemag.org”。
总之，批判的声音是主流，但不管政府的监督管理、商业、学术领域，都表现出“虽然做得不好，但要做”的态度。 贺建奎真的只是做了大家不想做的事吗？
即使这么说…好像也不能说错。 大家之所以不敢做，确实是因为现在的技术还不够好。 但是大家之所以想做，是因为这确实能救人的命。
基因编辑不是科学禁忌。
科学界从未像《钢之炼金术师》那样把基因编辑视为某种禁忌。
CRISPR/Cas9刚发明的时候，张锋等人已经用于在生物体内编辑动物基因[5]。 之后很快就有科学家编辑动物胚胎用于治疗疾病[6]，而且作为实验对象的动物从老鼠转移到了猪[7]、狗[8]。
《钢之炼金术师》中人体被精炼是绝对的禁忌，随便训练的人会付出很大代价的“Bilibili”
其实，我们中早就有了“基因编辑”，不过是用了别的技术。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泽西州的一些医生试图向有不育问题的女性卵泡注射健康女性卵胞质，使健康的孩子顺利出生，但有些孩子有来自3人的DNA，而不是2人。 在《柳叶刀》发表的报告中，被称为“人类第一个遗传修饰诞生的健康孩子”。 至少有十几个婴儿依靠这项技术出生，但二十多年来的随访没有发现任何问题[11]。
此外，被临床化的基因编辑，被称为基因治疗的商业化也没有停止，张锋和David Liu创立的Beam Therapeutic公司从一开始就以基因治疗的临床化[12]为目标，成为张锋等最大的商务买家珍妮弗德纳的
不成熟的技术限制了应用
科学家说他不打算用人体编辑基因，你相信吗？ 政界和商界说人体基因编辑不打算成为新产业，你相信吗？
但是贺建奎说被冤枉了吗？ 并非如此。不管意志如何，错的是错的。
大家都想把基因编辑临床化，不是还没有临床化吗？ 为什么呢？因为这项技术还不成熟，技术上两个指标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那就是“嵌合率”和“脱靶率”。
什么是“嵌合率”？ 无论是用受精卵编辑基因，还是用已经出生的个体编辑基因，这个编辑都不是100%有效的，只有无数细胞的一部分接受基因编辑，编辑的细胞在全身所有细胞中所占的比例是“嵌合率”，现在是极少数的基因
“嵌合体”的小鼠，部分细胞的黑色素基因正常，其他细胞失活，该嵌合体小鼠显示黑白相间的奶牛色(维基百科)。
所谓“脱靶率”，我们的目标是编辑这个基因，但实际上基因编辑工具不正确，还有一个我们不想动的基因可能被修正了。 这种可能性是“脱靶率”。 脱靶率的尴尬，脱靶理论上可能会引起癌症等严重副作用，但由于没有正确评价脱靶率[15]的好工具，很多基因治疗的安全性也不为人所知。
因此，科学家直到最近都没有进行基因编辑的尝试，不是不想想，而是没有技术。 而且贺建奎的错误是他冲进去做了他现在不应该做的事。 比如这件事就像我们指的是爆破拆除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其中包括很多技术问题、安全问题，在很多专家还在严密论证方案的时候，贺建奎驾驶自爆卡车炸毁了大楼。 业界的科学家们说不会崩溃吗？
为后来者制定规则
但是科学家思考问题的焦点和吃甜瓜的大众不同。 大家现在大多都在考虑制裁贺建奎的方法，但对科学家和相关人员来说，光惩罚他还不足以解决比如何对待模仿者更大的问题。
贺建奎事件最大的影响，我想是告诉天下，原来业界众所周知。 那是做基因编辑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不能说做得很好，总之是可以的。
科学家可以在听到这件事后的反应中说明问题，大部分科学家都谴责或反对，与此相对，质疑这件事真实性的人反而不多，贺当时没有发出任何数据，但至今还没有发表完整的论文。 如果贺发布的是时间机器而不是基因编辑，那显然不是这样的场景。
再者，我知道现在有人可以做基因编辑，有人想做基因编辑吗？ 很多人不顾风险去改变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这个问题，一看杨永信那边的门庭若市就很难明白。
经济学法则告诉我们有供给，有需求就形成市场。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利的话资本就能进入。 科学家不希望它成为完全的违法产业。 结果，和药物等不同，基因编辑真的可以治疗很多现在不能实施或者治疗方法不理想的疾病。 脏水一从头上掉下来，那个孩子也不见了。
那么科学家的任务已经明确了。 就是尽快为这个领域制定行业标准。 就像我们为新药创造临床实验的流程一样，基因编辑也同样规范，尽全力将其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
作为吃瓜群众，其实没有必要对此太恐慌。 在整个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第一个心脏外科手术等，有很多相似的事情，当时是世界的巨大意外。 舆论哗然。 另外，以前的人做得更出格。 例如，在早期心脏外科手术的探索中，当时的外科医生也有准备几只黑猩猩作为“心脏备胎”的例子[16]。
第一个“试管婴儿”的操作员约翰韦伯认为，第一个“试管婴儿”受到的指责可能远远优于今天的基因编辑，但现在还不认为是人工授精无法触及的技术。
可以说人类有滥用技术的“光荣传统”。 人类也同样有极度恐惧新技术的“光荣传统”，产业革命以来，大部分技术突破都被认为是渴望人类文明的。 但是我们今天也住在这里，对吧？ 我不能说人类文明是否真的会以新技术结束，但概率上这次不能。
必然到来的技术进步
我们站在另一个高层次来看看这件事。 这次如果没有贺建奎，基因编辑的过程会怎么样呢？ 根据科学家预计的情景，技术一定会逐渐在临床上成熟，产生严重遗传病的孩子，但一定会出生的父母一再恳求，最后某科学家实施基因治疗“做出了困难的决定”，结果可能特别好。
事实上，科学家正在一点一点地尝试。 比如，以前用基因疗法拯救蝴蝶男孩[17]是相当成功的探索。 那个男孩可以说是遗传病出生后皮肤脱落而死，科学家公开称赞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皮肤细胞的基因，最终治愈了他的疾病。
但是现实中发生更大概率的事情，即使没有贺建奎，张建奎、李建奎也会做这件事。 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的门槛已经低到不能说是门槛了。 每个人都受过三四个月的训练，花费几十万人民币的成本，最多可以付出很多努力建立关系。
所以这也在学术界、商界和政界有所启示。 现在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 任何技术理论能做的事一定有人能做。 我们停不下来。 与其设置这样的“禁忌”，不如早点考虑有人冲破这张窗户纸时的应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