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的生命系统一样，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出多种机制来
抵御对我们生存和躯体完整性的威胁
。免疫系统就是一个例子；血液凝固是另一个例子；我们的神经系统中还有一种“战或逃”机制。
因此，可以直观地假设，类似的防御机制已经在人类中进化出来，
以保护和促进我们心理结构的完整性，即我们的自我、身份和尊重感
。
防御机制是怎么来的
"发烧有时是一种应对外界的反应，而不是疾病的征兆。"
—George Vaillant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首次将心理防御系统描述为人类心理结构的一部分。理解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的概念，对于初学者想快速入门弗洛伊德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是由
本我、自我和超我
这三种心理结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本我是生命能量（力比多）的来源。
新生儿的内心都是
本我
，只希望拥抱感官愉悦，拒绝痛苦、不愉快的刺激。问题是他们的本我还缺乏自我保护或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能力。因此，一个人的所有身份是不可能生存和无法与他人合作。我的本我看到了你的iPhone，想要抢过来。你不高兴，
我们之间有了冲突，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的天性，依靠紧密，连贯的组织群体来生存。
在童年后期，
自我
开始发展起来。自我，类似于我们的自我意识，寻求管理本我的冲动，同时避免自我毁灭。当我的身份觊觎你的iPhone时，我的自我会让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一把把手机拿走。
这是一种改进
，因为它避免了公开冲突；唉，
但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我们仍然不能相互信任。缺乏信任使得高层团队合作变得困难重重。
沿着这条线，一个
超我
发展起来，构成了我们的道德指南针，通过我们的父母从群体中学习到对与错的区别。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我不会拿走别人的iPhone，因为我的超我提醒我，偷是不对的。因此，超我的影响有助于缓和我们的本我（冲动）和自我（自私），以支持我们个人生活所依赖的合作社会项目文明。
有时，强大的本我冲动会煽动并威胁要压过自我，扰乱我们的自我意识，破坏我们的完整性。这种冲动会产生
焦虑
。为了对抗它，自我部署了
无意识的防御机制
，所有这些防御机制都涉及到
某种程度的对现实的扭曲，以减少个体的焦虑
。
防御机制理论的发展
为了证明心理防御理论的潜在效用，多位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家和研究人员，各自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工作，有时是对抗性的，围绕着同一概念的不同侧重点和视角，各自相当独立地融合在一起。
例如，
阿德勒
曾与弗洛伊德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就分道扬镳，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学派。阿德勒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反驳了弗洛伊德，但他也提出了防御机制的一个版本，他称之为
保护策略
。
对于阿德勒来说，我们最根本的动机是要克服我们最初的自卑。对于健康的人来说，这段旅程是在我们
与生俱来的集体取向
的框架内进行的，阿德勒称之为社会利益，即归属的需要，以及与他人合作的需要。然而，某些童年环境可能会导致孩子选择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试图克服自己的自卑感，而不去考虑社会利益。
对于阿德勒来说，那些选择错误生活方式的人知道自己是在社交上操纵别人，对别人毫无建树，所以他们害怕被发现。
攻击性
（你把我搞砸了；我的失败是你的错），
疏远
（我明天再谈），
借口
（如果我运气好一点的话，我就会成功），
贬低
（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以避免失去自尊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末，弗洛伊德的另一位门徒凯伦·
霍妮
（Karen Horney）提出了自己优雅的防御策略。对霍妮来说，与他人打交道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固有问题。特别是，忽视、虐待或仅仅漠不关心的父母会在孩子成长初期就引发孩子内心的愤怒和焦虑，给他们制造麻烦。为了避免与他人打交道的痛苦，孩子们可能会选择三种常见策略中的一种：他们可能学会
控制他人，取悦他人，或回避他人
。
上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利昂·
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提出了著名的
认知失调概念
，它也相当于一种隐秘的心理防御策略。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我们的行为和态度之间找到和谐。两者之间缺乏一致会导致一种紧张的感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然后我们会通过改变态度以适应行动，或反之亦然，来减轻这种感觉。因此，阅读肺癌研究报告的吸烟者会感到被迫要么戒烟，要么放弃科学研究，从而抵御内部冲突。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有影响力的美国
人文主义
心理学家卡尔·
罗杰斯
（Carl Rogers）在自己的研究框架内，也将防御的概念纳入了自己的理论。对罗杰斯来说，未能追随自己真实的内心声音，会导致真实和理想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体验和受社会影响的自我构建之间的不协调。这种差距会导致焦虑，为了应对它，我们使用了
两
种防御手段：否认和感知扭曲
。防御的过程包括对经验的选择性感知或扭曲，以及对经验或其中一部分的意识的否认……
在60年代和整个70年代，以
罗洛·梅
（Rollo May）为首的
存在主义
心理学学派（existentialist school of thought In psychology）也致力于这一概念。存在主义者拒绝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其过于决定论和机械论，但他们指出，
人们试图避免遭遇、面对和承担因意识到死亡而产生的焦虑
。梅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有抑郁症的存在，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些强大的动机就会压倒并破坏我们的生活，比如贪婪、性欲、对权力的渴望等等。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自由、充实和真实地生活，我们必须直面这些力量的意识。唉，许多人为了逃避自由的负担，避免接触死亡的全部意识。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比如离群索居、从众或因循守旧，盲目地遵循群体的既定路线，或过分介入琐碎的事情。用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我们真人秀节目中不断上演的、嘈杂的、人为的、无关紧要的戏剧，主要是为了分散我们对现实的注意力。
上世纪90年代末，阿尔伯特·
班杜拉
（Albert Bandura）在
社会认知学派
（social-cognitive school of thought）工作，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防御机制概念。班杜拉认为，我们利用一系列的知觉和认知扭曲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开脱，并为自私和破坏性行为辩护。这些自我免除机制包括：
防御机制的拓展
最近，心理防御的概念被纳入了应对策略这一概念的更广泛的学术兴趣里头，特别是关于人们是如何应对压力、创伤、威胁自尊和社会地位以及生活适应方面的挑战。
这在概念上是有意义的，因为
应对策略
和防御机制本质上都是涉及自我调节、调整和适应过程的行为倾向。尽管如此，当代的研究人员还是试图将它们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前者是有意识的、有意的，主要是适应的，主要针对外部挑战，而后者是无意识的、无意的、潜在的、不适应的，主要是为了管理内部的不适，尽管定义的界限仍然有些模糊。
迄今为止，关于防御对人们健康的重要性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许来自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乔治·
瓦兰特
，他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将其按经验分成不同的类别，并将其应用于对人们适应生活的纵向研究。在瓦兰特的系统中，防御是
一种无意识的平衡机制
，可以减少突发压力的破坏作用。
它们可能是适应性的，甚至是创造性的，也可能是病态的
，虽然个体自身常常意识不到，但在旁观者看来，它们显得古怪，有时甚至令人讨厌。瓦兰特系统中的防御是
动态的，它们是沿着未成熟到成熟的连续体组织的
。
因此，例如，对青少年行为的不成熟的防御（例如，冲动入店行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反应的模式（成为一名严格的警察），最终演变为成熟的利他主义（成为当地监狱的志愿教师）。
最底层是
最不健康的精神防御
：妄想性投射、精神性否认和精神扭曲。这包括试图通过心理上逃避来应对现实。
第二层是
不成熟的防御
：行动化；被动攻击（如切割）；分离（儿童期虐待后常见）和投射（偏执的想法）。
第三个层次是
神经质防御
。在这个层次上的防御功能使潜在的有威胁的思想或感觉远离意识之外。例如置换、效果的孤立及其对立面、没有思考的感觉和压抑。这些防御通常表现为恐惧、强迫、躯体化和健忘症。与较低水平的防御相比，这些防御往往使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比那些观察它们的人更不舒服。
在最高水平是
成熟的防御
，其使用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些防御主要是通过增加个体对感觉、想法及其后果的有意识关注来增强愉悦感和满足感。这个级别的主要防御是：
升华：把紧张的能量转化为建设性的投射。
压抑：控制负面情绪，以免它们对你的目标和价值观产生破坏性影响
预期：投资于准备和计划，以减少焦虑和压力。
利他主义：利用你的资源和才华，在帮助他人中获得满足感和意义。
幽默：在紧张或可能令人沮丧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事情有趣、滑稽或讽刺的一面。
瓦兰特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70年里，防御成熟度是心理弹性的一个独特维度，可以预测成年人的健康和幸福度高低。换句话说，那些使用成熟防御手段的人，如幽默、准备和利他主义，比那些依赖不成熟防御手段的人，如否认、投射、分离等，更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总之，来自无数来源的聚合理论和证据证明了防御概念在思考人类心理时的有用性。从这个角度看，
赢得比赛的不是你是否遇到了困难，而是你如何处理困难
。更具体地说，关于成熟 防御的有用性的证据相当于对生活的合理建议：对生活挑战的适应性管理的一些方法包括培养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把精力投入到富有成效的追求中，控制你的情绪而不是让情绪控制你，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对他人友善、助人，以及经常开怀大笑。
换句话说：找一个爱好，不要在客人面前和你的配偶争吵，帮助老人家过马路，来一场旅行打包份三明治，读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是一个不错的美好生活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