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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熬夜掉发,为啥你还会熬得乐此不疲?

2019-11-11 责任编辑:未填 浏览数:9 得宝网

核心提示:“电视上说故宫人满为患,吓得我赶紧关掉电视,打开电脑抢了张票。” “电视上说手机放在枕头边睡觉对身体不好,吓得我赶紧关掉电视,把枕头给扔了。” “电视上说熬夜赶ddl会掉头发,吓得我赶紧关掉了电视,把电脑 ...

“电视上说故宫人满为患,吓得我赶紧关掉电视,打开电脑抢了张票。”

“电视上说手机放在枕头边睡觉对身体不好,吓得我赶紧关掉电视,把枕头给扔了。”

“电视上说熬夜赶ddl会掉头发,吓得我赶紧关掉了电视,把电脑给扔了继续熬夜赶ddl。”

为什么知道故宫人那么多,还是乐此不疲地抢票钻进人堆?

为什么知道手机放在枕头边睡觉有害健康,手机中毒者还是乐于顺手一放?

为什么知道熬夜有害健康,大学生们还是选择继续熬夜赶ddl?

这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敬请关注今日份心理学科普,带你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

其实有时,恰恰是在我们了解了

事件的危害与风险

后,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一行为。

让我们先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在一个

月黑风高

的夜晚,你

一个人

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只有呼啸的寒风与你作伴。望着四周,你突然有些害怕,脚步不由得变得急促起来。突然——

两辆轿车停在了你的身边。一位司机愿意无偿载你回去,而另一位则希望你能承担车费。“想回家,想回到温暖的被窝中。”你内心的某处这样喊着。然后,你颤颤巍巍地向其中一辆车伸出了手......

问题来了,假设两辆车完全相同,你会选择哪辆车?小编认为:

大概大部分人都不敢选择那辆免费的轿车

。为什么呢?

出于安全的考虑,相比可疑的免费搭车,承担车费更能带给我们一种

“安心感”

。那么,这种“安心感”的来源是什么?要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个叫做

反目的效应

(counterfinality effect)[1]的心理现象。

当你想做好某件事情,而又不知道选择哪种方法时,

那些看上去“有害”的行为往往会更加吸引你的注意

。当你意识到这些“有害”行为带来的损失,你便会在心中给这个行为的效果“加分”,且损失越多,“加分”也会随之增多。而对于在效果上得分较高的行为,你自然会对其更加青睐。

这不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简单的逻辑:

只有付出才能有收获,而我付出得越多,我得到的理应也越多

对于深夜搭车的例子,以“安全”为目标的前提下,人们会认为为搭车损失一定的金钱将对达成安全性保障这一目标更有效。

理解了这一效应后,开头得出的结论也就变得一目了然了——风险行为就相当于“收费的午餐”,当反目的效应告诉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时,为了更好地填饱你的肚子(完成你的目标),你便会“情不自禁”地将这“收费的午餐”一扫而空。

投入、期望与人格——影响反目的效应的因素

看到这里,有人不免担忧起来:“如果完成什么目标都有反目的效应存在,自己总有一天会玩脱吧orz。”

这样的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心理学家发现,

对追求目标

投入程度

[2]与

完成目标的期望大小

[3]会对

反目的效应

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当人们对追求目标的投入越多、完成目标的期望越高时,该效应将越弱。即此时人们对风险行为与其他备选行为的选择情况并无太大差异。

比如:相比于做白日梦,当你下定决心要减掉身上的肥肉时,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一周瘦十斤!”的具有风险性的广告产品对你的诱惑力就将更弱;而相比于”一天之内完成所有ddl“的任务,”一周内完成所有ddl“的任务显然有更高的成功期望,而此时抄袭作业等风险行为自然也就不被纳入考虑范围了。

除了以上两点外,

个人特质

也是影响这一效应的重要因素。以影响完成目标期望大小的人格特质为例,经常

抑郁

焦虑

的人更有可能对目标抱以较低的期望,从而更容易受到反目的效应的影响,倾向于选择风险行为;而那些拥有较高

自尊

归属感

的人则更可能对目标抱有高期望,从而规避风险行为的选择[3]。

戒不掉的反目的效应?——认知失调

“好吧,这效应确实厉害。”剁手族们望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但知道真相的我,还是停不下来啊!(抽泣声)”

咳咳,冲动消费作为图一时快感(满足追求目标)而浪费金钱(损害其他目标)的行为,

满足触发反目的效应的条件

,让人不由自主掏出钱包。对此,相关研究表明反目的效应的存在与人们的成瘾行为存在关联[4][5]。

但有人可能会想到:“根据常理来考虑,亲身体验到危害后,人们应该会停止这一行为才对?难道是他们都特别健忘?”

“好了伤疤忘了疼”自然是一种可能。不过,关于这一现象,1957年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提出的

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6]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科学性的解释。

认知失调描述的是:当人们做出不符合自己作风的事情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别扭感。而为了减轻这种感觉,人们会选择收回自己的言行或改变自己的行事作风以自(强)我(行)安(失)慰(忆)。而当行为覆水难收之时,人们只好假装糊涂,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告诉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比如:一局王者荣耀后告诉正在赶ddl的自己游戏有益于放松;深夜吃完宵夜后告诉正在减肥的自己这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半夜被饿醒;熬夜追剧后的小编告诉需要赶稿的自己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审美能力(拖走)。

同理,那些无数次挥泪剁手的人们,由于其冲动行为与其停止剁手的态度产生冲突而引发了不适,在花出去的钱难以再收回来的前提下,剁手族们就只能安慰自己:“买到这么便宜又实用的东西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是冲动消费呢?”

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不断地沉浸在

这种

风险行为带来的满足感中

学以致用——打败“敌人”的几个方法

“完了完了,前有反目的效应在作祟,后有认知失调在强化。那我们岂不是逃不出这‘怪圈’啦?”

不必惊慌!正如前文所说,反目的效应是受到对

目标的投入程度

对完成目标的期望程度

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想要规避自己因反目的效应而做出的风险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

加大对当前目标的投入

,比如:将其写在纸上挂在床头来时刻提醒自己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

将比较困难目标分解为具体可实现的小目标

,比如:将“一次瘦十斤”分解为“一周瘦两斤”等。

同时,鉴于

个人特质

对反目的效应的影响,以归属感为例,我们可以通过

向周围伙伴寻求支持

来暂时增加自己的归属感体验,从而提高完成目标的期望,并以此来规避风险行为。比如:在面临行为选择时,可以向周围人寻求意见等。

而面对认知失调,小编认为了解这一心理机制的存在就是对付其的最大武器。等到下次我们再试图改变自己的态度以减少不适感时,

只要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这是认知失调在起作用

,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去减弱其带来的态度改变。比如:小编会在心中默念:认知失调快离开!认知失调快离开!我有罪,我要重新做人!

话虽如此,我们也该认识到“冒险”也并不全是坏事。从

进化

的视角来看,这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正是选择了开拓疆土、科学创造等存在一定风险的行为,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发展。同时,

也正是因为风险本身的进化价值,使其成为了我们选择的一部分

[7]。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对风险行为全盘否定,而是当我们追求某一目标的实现时,既不可被反目的效应带来的风险行为的高收益性牵着鼻子走,也不应该在冲动之后陷入认知失调营造的温床中不知反省。而是要尽可能地

在减弱这两个效应影响的前提下,对行为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

,从而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Kruglanski, A. W., Chernikova, M., Babush, M., Dugas, M., & Schumpe, B. M. (2015). The architecture of goal systems: Multifinality, equifinality, and counterfinality in means—end relations. In

Advances in motivation science

(Vol. 2, pp. 69-98). Elsevier.

[2]Schumpe, B. M., Belanger, J. J., & Kruglanski, A. W. (2017). Counterfinality: 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Abu Dhabi.

[3]Bélanger, J. J., Schumpe, B. M., Lafrenière, M. A. K., Giacomantonio, M., Brizi, A., & Kruglanski, A. W. (2016). Beyond goal commitment: How expectancy shapes means evaluation.

Motivation Science, 2

(2), 67.

[4]Connor, J. P., Gullo, M. J., Feeney, G. F., & Young, R. M. (2011). Validation of the Cannabis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CEQ) in adult cannabis users in treatment.

Drug an alcohol dependence, 115

(3), 167-174.

[5]Li, H. K., & Dingle, G. A. (2012). Using the Drinking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revised scoring me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Addictive bahaviors, 37

(2), 198-204.

[6]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ce

(Vol. 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Steinberg, L., & Belsky, J. (1996). Ill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Psychopathology in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7

, 93.

编辑:Da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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