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结实的墙，是父亲的背;世界上最隐形的爱，是父亲的爱;世界上最宽广的海，是父亲的胸怀。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有关父亲的当代抒情散文，供大家欣赏。
有关父亲的当代抒情散文：父亲
父亲年轻时身体很棒。父亲的鞋帽不太好买，很难遇到特大号的。外祖母说，父亲到外面做客，吃饭总是吃不饱，怕敞开量来，别人就没的吃了。父亲在医院负责药务工作，经常出外采购药物，还是外祖母说，父亲到车站取货，老大的药箱，扛起来就走。
父亲的酒量很大。一年，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兄弟几个回东北丘陵地带的外祖母家探亲，父亲一位同是搞药务工作的朝鲜族朋友听说父亲回乡，特意到外祖母家来探望，父亲留他的朋友喝酒，两人从晚上一直喝到半夜，喝过酒，父亲的朋友说什么要走，父亲就送他，晃晃荡荡一直送到大门外，父亲冲前面挥手说，慢走，走好。待晃晃荡荡回到院子里来，看到房门前黑乎乎地放着个什么东西，走上前一看，原来父亲那朋友趴那里正睡着。
父亲也曾苗条过，参加工作到白山后，忽然就棒起来了，回到故乡，人们都有些不敢认了。外祖母说，那都是因为水土关系。长白山土壤肥沃，长白山里的水装瓶中就是矿泉水，是东北丘陵地带的水远远比不上的，那山，那水，恰像一位作家说的，壮东北的汉子，浪东北的婆娘。但是，外祖母的话虽然不无道理，我却想，父亲身体高大起来，不完全是水土的原因。幼年丧父，少年学徒，多年穷困，终于参加工作，有了工资，能吃上饱饭了，父亲的身体迅速长开了。
只吃了几顿饱饭，很快就挨饿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只要是毒不死人的，父亲什么都吃过，吃得解手解不出来。1960年，听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又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医院里也有了民兵，医院的楼房上也设了岗哨。这时候，我已来到世上，有了孩子，父母高兴，我出生几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他们抱我出去散步，父亲走在前面，母亲抱我走在后面，父亲走得快，母亲走得慢，走着走着拉开了些距离，路经父亲工作的医院，父亲的一个朋友抱着只枪正在楼上无聊，看到父亲走过来，他跟父亲开玩笑，冲楼下喊，小孟，我给你一枪。说着，冲父亲身后就扫了一梭子。医务工作者不会放枪，他如果直接冲父亲打，说不定倒还打不上，他向父亲身后一扫，枪体震动，手一抖，三颗子弹穿透父亲倒背着的手腕，打进身体里去了。子弹藏在身体里，一次手术拿不出来，一共做了三次手术。子弹是铅弹，当最后一颗子弹拿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铅中毒了。
一直没有弄清，父亲是先中了枪，还是先患了肺病，我记事以后，雷米锋这个药名就印在我记忆中。向父亲打听一下，应该是能弄得清的，我却不忍再问。就在父亲枪伤住院期间，一场流行病袭卷白山，我被摁倒了。父亲中枪，孩子患病，一家人有了一次到辽宁省一家温泉医院疗养的机会。那次疗养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约有四寸大小，黑白的，母亲抱我坐在前面，父亲站在我们身后。从照片上看，父亲的腰板仍然挺直，身体仍然很棒。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小学当校长的母亲被打倒了，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被“造反派”暴打并被关在学校里，一连几天不让回家。一天夜里，父亲背着我，带着弟弟，站到学校外面，向楼房一个亮灯的窗口久久地望，最后跟我们说，你妈妈就在那个屋子里。父亲帮不了母亲，他连自己都保不住，“文革”前一次运动中，父亲和母亲从城里被下放到一座矿山，“文革”开始后，父亲又被从矿山医院下放到矿井管理班，每天下井给矿工送水送面包。就是这样，有人还嫌不够，在一次批斗会上，医院里有人叫喊，走，去把老孟揪回来。这次叫喊没人响应，因为叫喊的那个人太坏了，响应他的号召会让人不好意思，又因为父亲为人太好了，好得即使要揪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父亲是个好人。
“文革”被宣布结束，父亲又回到了医院。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父亲在医院值夜班，早晨没有回来。父亲这时已是药师，而且负责一个科室，加班加点的事是经常的。但这次医院给母亲单位打电话，对母亲说，你丈夫拿自己做药物试验，有了反应，已经住院了。父亲出院回家来时，人有些无力。一些年来，每当提起这事，母亲少不了要有些埋怨。父亲本不愿听人唠叨，但每当母亲埋怨这事，父亲却只是笑笑，并不说什么。
20世纪80年代又一年，正在单位的父亲忽然胃痛，疼得满头大汗，支持父亲那强大饭量的胃竟穿孔了，当即推进手术室，一个胃切除了五分之四。手术后，父亲在家歇了一年，饭量惊人的父亲，不得不零零碎碎地进餐了。大夫对父亲说，酒不能再喝了，烟也最好少抽。父亲戒不了烟，不喝酒也馋得慌，在家调养期间，父亲自制“鸡尾酒”，将一小杯酒，兑上一些果汁，再掺上些白开水，守一张饭桌，慢慢地饮，很珍惜地品尝。
父亲身体的本钱是不错的，经过那么多疾病和创伤，父亲的力气仍然很大。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有老人，下面的四个孩子一个一个大起来，矿山上职工宿舍般的房子不够用了，父亲决定在屋后接个小房。矿山上的房子都建在山坡上，开窗伸手就能摸到山坡，要想和房后走过的邻人说话，得抬头向上看。在这样个地方要想接出间房子来，就意味着要把一面山坡移走，要在平整的地方再挖出地基来。父亲做事不愿有人在旁边指手划脚，也不愿有人帮忙，他觉得那样有些不自在。经过不知多长时间的努力，父亲为家人接出一间房子来，那房子是父亲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是父亲一块砖头一块砖头捡回来的。
老人常说，年轻时不注意身体，到老了，许多毛病是会找来的。父亲退休后，头发白了，牙齿没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早年的许多疾病和创伤果然都找了来，骨质增生也使他每日里总要忍受疼痛。可能是前前后后做过几回手术的关系，父亲腰肌和腹肌全都无力，行动时只能大弯着腰，挺起来很困难，年近古稀的时候，父亲已无力出门，每天除去吃饭，总是面对一台电视机躺在床上。
邓小平去世以前，在一次全国性的大会上，有人给坐在主席台上正在抽烟的邓小平递了张纸条，希望邓小平不要再抽烟了，邓小平果然就把烟熄掉了。那日之后，听说邓小平竟把烟戒了，有人感叹道，伟人就是伟人，那么难戒的东西，说戒就戒了。父亲在年近古稀的时候，也把烟戒了，有人很佩服，问父亲，抽了几十年烟，老了老了，怎么说戒就戒了?父亲回答说，不存在戒的问题，人老了，越抽越没滋味，气管和肺子也难受，不抽也不再想，就不抽了。
父亲不抽烟了，酒还喝一些。父亲说，在他的生活中，只剩下这一样乐趣了，每天总盼着吃晚饭，好喝上一杯。父亲喜欢喝酒，而且希望孩子们能陪他一起喝。2005年夏天，回父母家探望，看到父亲比过去又衰老了许多，眼窝比过去深了，眼睛比过去大了，手臂比过去细了，身上没有多少肉，胸部的皮肤很薄，肋骨一根是一根的。七十三岁的父亲，酒也有些喝不动了，在饭桌上不只一次听父亲说，不舍得不喝，喝又喝不动，喜欢酒后的感觉，每咽一口，却又很费劲了。
回到老人身边，每天陪父亲喝杯酒，说说话，不知不觉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不想离开，却又不能不离开。临行那天，父亲执意从床上爬起来，送我送到楼区大门之外。在楼区大门口，父亲大弯着腰，侧着头，目送我远去。车行很远，回头望去，父亲还站在那里。
有关父亲的当代抒情散文：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在心里想过无数次，要为父亲写点什么，懒散的我一直没有动笔。
今年清明节，我跪在父亲墓前，不禁泪如雨下，我轻轻地对父亲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小时侯听母亲说，父亲八岁那年全家从党坪逃荒到黄双岗头山，不到一个月，他的父亲和两个妹妹却因得急病无钱医治相继离开人世，是他母亲讨饭和替人打短工将他养大。长大成家后，又因为穷，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的妻子饿得受不了，到山上采野蘑菇吃，谁知是毒菇，煮的是时间又不够，结果他的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被毒死，听说他的妻子死时肚子里正怀着一个快要出世的孩子。
解放后，他才娶了我母亲。母亲是大家闺秀，读过不少古书，曾做过国名党军官太太。父亲没上过一天学，但他们生活在一起还是非常幸福。在我的记忆里，即使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从未红过脸，吵过架。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我家很穷，那时大家靠挣工分来维持生计。中午一般是没有米饭吃的，早晚的米饭里也掺了许多红薯，南瓜。母亲以前没干过体力活。后来又生了我和两个姐姐，身体一直不好，生活的重担一直落在父亲的身上，那时我常看见父亲“吧嗒”着旱烟，坐在火塘边唉声叹气。
父亲很能吃苦，为了多挣工分，养活妻儿，他主动要求上山放松油，放松油是非常辛苦的体力活。松树东一棵西一棵生长在深山老林，父亲每天从早到晚在陡峭的山路上走，上山要挑竹筒，下山要挑松油，一天要走上百里山路，把油收回来后，再用肩挑到十公里外的在市收油厂。
记得有一次，我偷偷跟着父亲去送油，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我一直是远远地跟着父亲。父亲走我也走，父亲停我也停，大约走了一半的路程，父亲才发现了我，他也实在不忍心再赶我回去，这样我才第一次到向往以久的在市。把松油交了之后，父亲把我带到一家饭店里，他自己只吃了几个家里带来的蒸红薯，却给我要了一碗面条，那碗面条热气腾腾，上面放了一层猪肉和葱花，当时谗得我真想把一碗面条一口吞下，但我又舍不得，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那时候，我们家的粮食特别困难，把生产队分到的粮食熬稀粥吃完后，就只能吃糠饼和野菜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饿得实在受不了，满怀希望地揭开锅盖一看，只有点豆角汤，我大哭起来。母亲心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