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后，徐静波忆起曾经三毛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都有哪些内容呢？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三毛的最后一封信，供你参考。
徐静波忆:三毛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突然播出一条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如触电般地跳了起来。1991年1月4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2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杀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不是贺年卡，而是一枚礼卡，上书三个字：谢谢你。邮戳是1990年12月29日。
这一幕悄悄然，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没有人会相信，时光竟然是如此匆匆，一切仿佛还在昨天，生死离别，却又是不争的事实。
和三毛相识，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为三毛的才学所倾倒，也为她浪迹天涯的动人故事所迷恋。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撒哈拉故事》的文章，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章后来托三毛在中国大陆的好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带给了她。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来信，里面还夹了一枚她签名的个人照。三毛在信中说，她是第一次读到大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联系。末了，还写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开始。
79年，荷西与三毛的爸爸在非洲的家中下棋。有人说荷西是三毛虚构的人物，实在太不道德。
当时，三毛的书在中国大陆已呈“洛阳纸贵”之势，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但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多是盗版，三毛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到。当年5月，三毛给我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我作为她在中国大陆的代理人，与各出版社进行交涉。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中国几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况。结果，询问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黄毛当回事。我着急，三毛却写信劝我“不急，不急”。
仲夏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只听到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弟弟，我快死了”。细问是谁，回答说：“是我，三毛，是三姐呀!”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电话，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三毛那一口台湾国语，带着很重很尖的童音，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当时台湾与大陆要通电话，很不容易，弄不好会被当成“国特”。
我以为她病了，但是三毛却告诉我，自己正在闭门造车，为写《我的宝贝》已经七天七夜只喝水与吃饼干，没有碰过米饭。“好可怜的女人”，我当时心里这么想。
我孩子出生后，三毛为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面旗帜。三毛还特地在台湾订做了一把金锁送给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进入1988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处于缓和，我极力鼓励三毛回大陆探亲。三毛开始时还心有余悸，担心会不会被大陆拘留，因为她的爷爷是“地主”。我把三毛的这一顾虑转告给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说：“欢迎她回来，一切接待与安全，均由我们负责”。我把这话传给三毛后，三毛说：“我不需要大陆接待，能让我自由地走就行”。
过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计划在4月份回大陆，名义是给爷爷扫墓。交代我办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陆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实在舟山老家的扫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争取叫出版社付稿费。
在三毛接近来大陆的日子，单位领导说：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于是，我不用上班，到处出差，落实接待。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大陆，突然间冒出来许多三毛的亲戚来。
1989年4月份，三毛从香港抵达上海，然后先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