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革”期间的起落经历尤为引人关注，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被打倒之后，邓小平始终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下面是学习啦小编跟大家分享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於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於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於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麼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於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麼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麼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後，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於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於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著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於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著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於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於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於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於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於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麼不正确的意见，而後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著工业的更加集中，对於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後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後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麼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於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麼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後，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麼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後，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於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0、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於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後，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於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相关背景故事
对尚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来说，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是个很大的触动。
当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再一次表达了对粉碎林彪集团的拥护，还就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他还说：
“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信末，他恳切地写道：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邓小平的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邓小平传》写道。“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要忍，不要着急”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这次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邓小平传》分析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珍爱政治生命的他急切期望申诉，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有效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毛泽东写信。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起，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来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恰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口信，给困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邓小平传》写道
“他们是非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邓小平后来说，“但是毛主席保护我。”
毛泽东作保
1968年4月以后，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一时间，逼供信盛行，人人自危，政治气氛更趋紧张。
5月21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结果遭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极力反对。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
“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邓小平传》写道。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而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转年4月1日到24日，中共九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数次提起邓小平：“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也做了些好事。”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明确表态，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
九大刚结束，仍处于监管之中的邓小平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同时，邓小平在信中再次表明了出来工作的想法，“本人的最大要求是能够留在党内……尽力做一点有益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
汪东兴将信转达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给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但都未作任何表态。
“毛泽东一方面在继续观察邓小平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等待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时机。”《邓小平传》写道。
而在这封信之后，邓小平的子女们终于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让邓小平夫妇感到宽慰。
“不让再给汪东兴写信”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邓小平也在疏散之列。
向邓小平传达疏散通知的是汪东兴。据汪东兴回忆：在他通知邓小平前，毛泽东曾把他找去，专门吩咐他去看看邓小平。“有什么指示要我去传达?”汪东兴问。毛泽东说，“没有，就让你去关心一下。”
看到汪东兴来，邓小平敏感地问道：“是你自己要来，还是有任务要来?”汪东兴回答是主席关心他，让来看看。邓小平对汪东兴说：“我最难受的是‘刘邓路线’。你是主席派来看我的，我有两个要求能不能提?第一个，能不能把‘刘邓路线’去掉?第二个，我还想做点工作。”
随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样答复道：“你可以赶快回去告诉他，‘刘邓路线’可以分，去江西先锻炼一下。”于是，汪东兴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向邓小平作了通报。
临行前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态度，这使邓小平心里安定了许多。他问到江西以后，能否继续给汪东兴写信。汪表示同意。
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
“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1月26日，到江西“一个月零四天”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谈自己与夫人卓琳的情况，信中写道：
“十一月九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床后读毛选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省革委为了帮助我们，派了一个干部和一个战士同我们住在一起，黄文华同志负责管理我们的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他每天同我们一块去工厂，生活方面的事情也帮助得很周到，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告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其后的岁月里，邓小平果如他信中所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信给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信里对全会表态，此信由汪东兴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信后，批转给其他中央政治局传阅。
据小女儿邓榕回忆，多数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为的是家人生活，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
1971年2月3日，听说大儿子邓朴方被强行办理出院，在京治疗无望，邓小平再次给汪东兴写信，希望能安排人把邓朴方送到江西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不仅没有得到回复，江西方面的人还告诉邓小平说以后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这是一个灾难般的消息。不让再给汪东兴写信，意味着邓小平一直竭力维系的与毛泽东的联系通道就中断了。
邓小平不清楚事情的缘由，只能在焦虑中等待。4个月后，邓朴方忽然被人从北京送到了江西。五年多历经坎坷后，父子重逢，“却相顾无言”。
“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
“九一三”事件打破了邓小平一家生活的平静。邓小平深知，林彪集团的覆灭，于国于家于他自己，都是一种解脱。
多半年没与中央通信的邓小平，在11月8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时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啊!主席，我情不自禁地向您表露我自己这样的心情。”
他再次提出工作的请求：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已经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的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
“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邓榕回忆：“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
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对邓小平信上询问是否还可以给汪东兴写信一事，毛泽东特意交代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
几个月后，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陈毅亲属谈话时特别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这个时候在公开场合提起邓小平，周恩来意识到他的用意，当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讲邓小平的话传出去，扩大社会影响。
此后，周恩来便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努力做舆论方面的工作。
而邓小平也开始积极地争取回北京工作。4月22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
“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不太习惯了。”
8月14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据吴庆彤回忆，周恩来还给江西方面打招呼：“可以让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10月份，中央办公厅又同意邓朴方回北方治疗，这大大地减轻了邓小平的负担，他和家人身心都轻松了很多。邓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六年之中，那根一直紧绷在心头的弦，已不再那样地揪心。”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邓榕回忆说：“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