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1885-1929），是苏东坡的后裔，原名苏吉，广东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人(今珠海市淇澳岛人）。
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1921年与林伟民等在香港建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此后苏兆征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27年被推举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1928年当选为执行委员。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一、参与领导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
苏兆征的一生都和工运连在一起。
1903年，18岁的苏兆征到香港的海轮中做苦工，多年的船员生涯，让他走遍许多国家，对各国工运耳闻目睹，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大大开阔了眼界。
1921年3月，苏兆征与林伟民等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次年1月，苏兆征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等职。
在苏兆征的领导下，工人们拒绝了资本家及港英政府各种胁迫和诱惑，迫使对方答应工人条件，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苏兆征很善于与其他工会首领打交道，通过成功领导历次工运，威信越来越高，使他逐渐成为广东和香港工人的中心人物。
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5年6月23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驻在沙面租界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士兵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停泊在沙面附近的帝国主义军舰也炮轰游行群众，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领导了规模宏大、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兆征被选为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顾问和工人纠察队训育长。
苏兆征任劳任怨，克己勤勉，罢工开始的两三个月，从凌晨六点到午夜十二点无片刻闲暇，而党团必到十二点之后才能开会，往往开到两三点甚至天亮。
苏兆征事必躬亲，往往人都散了，他还在灯下办公。
同时，与政府接头，与各社会团体接头，参加群众大会以及各种会议……从而赢得了全国工人的信任。
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斥英货、封锁香港三项有力武器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且组成了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到各港口驻防，严密封锁香港。
交通断绝，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供应困难，物价飞涨，垃圾粪便没人打扫，香港成了“臭港”“饿港”“死港”。
在领导罢工过程中，苏兆征还表现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以及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深受广大群众的信赖与拥戴。
罢工工人称誉他和邓中夏是引导群众坚持反帝斗争的“两盏明灯”。
1926年1月初，在苏兆征主持下，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他在会上总结了几年来海员工人英勇斗争的经验教训，号召海员进一步扩大组织，健全工会机构，进一步加强海员的团结和战斗力。
他在会上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兼文书部主任。
同年5月初，在苏兆征等主持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苏兆征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和英国矿工罢工问题的报告。
到会代表对苏兆征在我国职工运动中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因而一致选举他为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所敬仰和拥戴的领袖。
省港大罢工后，苏兆征的名字在广州家喻户晓。
因为苏兆征，大家知道了苏维埃；一时间，“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的说法传遍广州：“这就是了，都是他们苏家的人。‘苏维埃’一定是苏兆征的儿子。”
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省港大罢工持续一年零四个月，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的政府领导人
1926年1月，苏兆征在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拥戴的领袖。
1927年春，苏兆征到达武汉，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劳工部部长。
同年4月，苏兆征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5月，被推选为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主席。
同年6月，苏兆征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苏兆征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
会后，苏兆征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举行。接着，党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苏兆征在上海与张太雷等制定广州起义的总计划和训令。
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后叛变）、周文雍为委员，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
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张太雷等人动员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周文雍任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另外还发动了郊区的农民参加。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起义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大部被消灭。
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政府主席。
苏兆征当时因赴湖北领导工作，未能直接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但由于他在广东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因而仍被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他到任之前，则由张太雷代理。
即使缺席仍能当选，足以说明他在工人和革命队伍中的声望之高。
邓中夏曾赞誉苏兆征在广州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时说：“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的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
三、取出劳工部门10余万元全部存款，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
1927年6月以后，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嚣张。
6月28日晚上，发生了武汉驻军非法强占并搜掠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
苏兆征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就这一非法行为向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立即下令撤走军队。
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整个武汉形势并未改变，苏兆征对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当时正在武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一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
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办公，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有关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于从各地撤退到武汉来的干部，根据“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
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即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方工作。
此外还有一部分送到莫斯科学习”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周密的安排。
苏兆征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与有关同志一起，紧张地部署应变的各项工作。
当时，广东方面有不少干部、党员先后撤退至武汉，苏兆征及时妥善地安置了他们，据一位干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李仁华、古柏三人步行经江西上武汉，到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到苏兆征同志，他介绍我们住党中央两广区委会所主办的逃难同志招待所……后来便由中央军委派回东江。”
6月间，一支由周其鉴等率领的农军500人从广东北江撤退至武汉，驻在徐家棚。
谭延闿主张将这支部队“归并第四军”。
张发奎则要将他们肢解补充第四军各部缺额。
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不受肢解吞并，经过苏兆征的努力，决定将这支队伍暂编为陈嘉佑所辖补充团。
不久，这支队伍便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力量。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阴谋已呈表面化，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示威式地退出国民政府”。
陈独秀并未将此事告诉苏兆征，只是简单地询问他：“形势如此，你意如何？”
苏兆征回答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交国民政府讨论；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们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行径，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领导中国人民将革命坚持下去，宣言还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
劳工部长苏兆征和农政部长谭平山联合发表《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称其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揭露他们“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
在此关键时刻，苏兆征又在全国总工会内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及时将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干部转移到别地工作，同时当机立断将劳工部门10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四、“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1928年4月，苏兆征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去苏联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苏兆征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8月，苏兆征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其间因为长期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病倒在苏联。
1929年1月，苏兆征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回国。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不增加党的负担，他既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也不愿意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耽误了病情，送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1929年2月25日晚，44岁的苏兆征因为手术过程中发生细菌感染，病逝于上海。
在生命弥留之际，虽然他已经非常虚弱，但仍然念念不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以微弱的声音叮嘱前来探望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他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起来。”“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苏兆征逝世后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悼念苏兆征逝世的第三十二号通告，说：“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号召各级党组织开展悼念和宣传活动，“要一致地继承着苏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
各地党组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联、法国等一些社团组织也以各种方式悼念苏兆征。
虽然苏兆征生前多次掌管过财务工作，省港罢工期间有时甚至日进数十万元，但他始终恪尽职守，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与妻子儿女过着清贫生活。
以至于他“身后极为萧条，寡妻幼子，无以教养”。
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
应捐的数目,不定多少，只要是群众的志愿，本爱护领袖的热诚，一文一角，集腋成裘，当能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
后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苏兆征亲属被送至苏联，委托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妥善安置生活。
苏兆征的高尚品质，被誉为是“每一革命战士之最好的模范”。
邓中夏1929年著的《苏兆征同志传》评价：苏兆征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2009年，苏兆征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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