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军总情报官上校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1919年生于高加索，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其岳父是苏军上将。
他在苏联军事院校前后度过了10年学习生涯，在卫国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曾获得5枚勋章和8枚奖章。
潘可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局（格鲁乌）上校情报官，对外身份是苏联国家科学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
20世纪50年代，潘可夫斯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期间，多次寻找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主管情报搜集及分析）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并主动向他们提供苏联在中东的计划，但中情局多次将他拒之门外。
中情局的秘密档案显示，潘可夫斯基的背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与将军女儿的婚姻以及他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都与一个叛变者的“正常形象”大相径庭。
因此，中情局反间谍处的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克格勃的阴谋，所有北约驻安卡拉的使馆都接到警告，拒绝这个上校的“顽固纠缠”。
20世纪60年代初，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继续将成包的机密材料主动送给西方外交官，屡屡被拒绝。
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潘可夫斯基将一卷文件塞到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手里，然后就离开了。
这份文件，经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专家鉴定是真的，由此断定，中情局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有误，并指示秘密情报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与其保持联系。
1961年3月10日，潘可夫斯基告诉英国商人雷维尔·温（当时他率领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他将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赴英回访。
潘科夫斯基交给温一些文件以及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信。
4月20日，潘可夫斯基来到英国伦敦，在一家饭店与英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介绍了苏联情况（在与潘可夫斯基会面时，中情局配备了3个翻译官和18个安全保障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情报机构将潘可夫斯基移交给中情局。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震惊，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
从1961年4月到1962年秋天的16个月期间，潘可夫斯基提供了5000多份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
在中情局历史上，潘可夫斯基是“最重要、贡献最大、情报价值最高”的间谍。
潘可夫斯基在情报中详细报告了苏联导弹计划的技术数据，特别是有关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它表明，苏联导弹的现状落后于它的发展计划，优势在美国一方。
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即报告给肯尼迪总统，原因是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尚未被说服，主要是反间谍处安格尔顿本人仍然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冒牌货，他的态度在当时是左右中情局的。
另外，还有些人担心，这个消息会加强五角大楼“鹰派”的地位，有可能使他们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主张占主导地位。
转眼到了当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他的决策遭到一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军方）的强烈反对，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两名将军的职务，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
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后，随即持以强硬态度，逼迫苏联立即撤出，就在古巴导弹危机进入高潮的时刻，10月22日，苏联逮捕了潘可夫斯基。
这不但使中情局和肯尼迪完全认定潘可夫斯基消息的可靠性，同时也给肯尼迪壮了胆。
因此，当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说“只有那些想毁灭自己的疯子和自杀的人才想摧毁你们的国家”时，肯尼迪立刻提出了交换条件：你撤走导弹，我不碰古巴。
赫鲁晓夫点头同意，于是危机结束。
1963年5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公审潘可夫斯基，并判处他死刑。潘可夫斯基死后，中情局借私人名义为他出版了《潘可夫斯基遗墨》。
据说，该书是一本日记集，是潘可夫斯基生前写的，一直藏在他在莫斯科公寓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后来被中情局的间谍找到，偷偷带出苏联。
在这本书里，潘可夫斯基被吹成了“面对死刑判决，表情坚毅，没有丝毫的惊慌和畏惧”，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型间谍”。英国王室还煞有介事地授封潘可夫斯基爵位。
然而，过了不久，事实就揭穿了这套把戏：
《潘可夫斯基遗墨》原来是由前《生活》杂志撰稿人吉布和苏联叛逃者德里亚宾在中情局的授意下，根据英国秘密情报局询问潘可夫斯基时的录音写成的。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而且家庭生活美满，个人仕途远大，可以说，凡是他想拥有的已经都有了。
他既不需求金钱，又不贪恋酒色，而且在他工作过程中，曾经十多次出国，却没有投奔西方，甚至在接到中情局的报警后，他还是临危不惧，拒绝逃到美国。
这是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潘可夫斯基反叛的动机莫衷一是。
按照中情局的说法，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后期发现共产主义是个骗局”，从而使潘可夫斯基成为反抗苏维埃制度的异教徒。
但谁都能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反共宣传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揭示潘可夫斯基叛逃的真正原因。像他这种情况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
五、加拿大骑警队安全处处长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
1993年7月初，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专程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的格莱内尔格，在一套朴素的住房里会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保证，渥太华很快会寄给他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并解释说这是政府对他20年来蒙受冤屈的补偿。
这位老人就是加拿大反间谍部门前负责人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2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总算有了结果，尽管补偿金数额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标志着长期冷战恐怖史的结束。
班奈特看着政府代表，倾听着他们的安慰之词，泪水随着几十年的甜酸苦辣夺眶而出。
1920年，班奈特出生在英国的南威尔士南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信号情报部门工作。
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在那里结了婚。1954年，班奈特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并参加了皇家骑警队，由于工做出色，很快被任命为骑警队安全处处长。
安全处是一个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单位，主管侦察、确认和逮捕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苏联及其他国家间谍的工作。
班奈特的荣升似乎预示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限，然而，他的结局却相当凄惨。
尽管他发誓要忠于加拿大，愿意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捐躯，上任后也确实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他亲自部署并指挥的几次捕谍行动，相继程度不同地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一些同行视他为一个“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他轻易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加之，班奈特经常穿一身苏格兰呢制服，肘部还缝上个装饰性的大补丁，与身着鲜红警服、神采奕奕的骑警相比，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因此，他在皇家骑警队中很少得到人们的好感和同情。当有风吹草动时，他自然最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班奈特的职务相当于他的美国同行安格尔顿在美国中情局里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掉班奈特前程并拆散其家庭的正是安格尔顿。
班奈特的几次反间谍行动失败后，安格尔顿对其产生了怀疑，安格尔顿将手下人秘密获得的班奈特个人档案及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到戈利钦面前。
戈利钦看过后说：“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个关键人物。”
后来，班奈特根据加、美情报合作协议亲自写给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更使安格尔顿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班奈特在报告中说，自己曾问充当西德情报机关与中情局联络员的一名西德特工因茨·赫尔在南美旅行时是否碰到过克格勃间谍，这名特工人员显得十分恐惧。因此，中情局对他实施了全面监视。
数月后，赫尔到南美杰克逊洞穴游览区度假时，碰巧与两名克格勃间谍同行。
安格尔顿手下的主要“捕猎者”佩蒂经调查分析认为，克格勃此举旨在陷害赫尔，“让我们相信赫尔不是好人”。
安格尔顿因此断定：班奈特肯定是克格勃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要不是班奈特事先暗示，我们绝不会知道赫尔的南美之行”。
于是，赫尔事件触发了班奈特一案。
熟知此案的中情局官员回忆说：“安格尔顿指示说，一定要抓紧，把此案查清楚。”随后，安格尔顿利用各种迂回手段，例如与加拿大情报界高级官员聚餐，在饭桌上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使他们相信美国对班奈特间谍嫌疑的指控。
经过安格尔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警方终于决定正式对班奈特进行调查。
1970年，皇家骑警队最高层经研究后，制定了旨在查清班奈特间谍活动的“铁夹行动”计划，开始对班奈特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
从此，班奈特受到昼夜连续不断的监视：电话遭到窃听，卧室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家里和办公室内还被安装了隐蔽式摄像机。
调查人员一直想弄清楚班奈特是如何与苏联人联系的，他们曾数次从班奈特的家中跟踪他到一个树林，并且，每次都发现班奈特从车厢里搬出一只笼子。
调查人员几次想走近去看看他究竟从笼子中放出去的是什么，但怕打草惊蛇，未敢向前。由于树林枝叶茂密，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侦查人员只能隐藏在远处监视，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进行跟踪。
尽管不能确定班奈特究竟在干什么，但美国人的怀疑却深深印在了加拿大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因此他们主观地推断：
班奈特是在“放信鸽”，与克格勃进行联系，或是在传递情报。
实际情况是，班奈特将毁坏自己花园的黑松鼠抓住后，不忍心打死它们，便来到树林中放生。
1972年，仍没有获得班奈特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皇家骑警队决定“逼蛇出洞”，开始与班奈特正面接触，连续对他进行了数天的严厉审讯。
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了显示对班奈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班奈特与妻子间的性生活细节。
至此，班奈特才知道自己的卧室早已被窃听、窃照，随后，班奈特被赶出办公室，并被告知他在反间谍部门的工作结束了。
被开除后，班奈特在日记中写道：“一生的事业完蛋了，连妻子都遭到他们的诬陷，他们究竟想对我怎么样呢？上帝呀，救救我吧！”
3个月后，他的妻子忍受不了突然而且原因不明的灾难，与班奈特离了婚，独自带着他们的一对女儿去了澳大利亚。
所幸的是，班奈特虽被撤职，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一直不足，因此未被关进监狱。
后来，他考虑到，既然在加拿大无法洗清自己的“间谍嫌疑”，干脆移居澳大利亚，离自己的女儿也近一些。
定居澳大利亚后，班奈特一直住在格莱内尔格，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仍然独身生活，去洗衣店洗衣服，买菜做饭都由自己动手。
他一直极力保持着尊严，并不断鼓励自己不能被冤屈摧垮。班奈特多次上书加拿大有关当局，要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班奈特是苏联间谍的指控，早就有人提出异议。1977年，加拿大总检察长在议会上指出，有证据证明班奈特确实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洗刷掉班奈特的间谍嫌疑。
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旧案重提。1993年3月30日，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其节目中提供新证据说，皇家骑警队中确曾有过一名接收苏联数万美元报酬的克格勃“鼹鼠”，他叫吉勒斯·布鲁纳特，而非班奈特。
布鲁纳特也是骑警队成员，其父曾是安全局的第一任局长。布鲁纳特的生活穷奢极欲，经常到墨西哥旅游。1984年，49岁的布鲁纳特去世。
电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总检察长道戈·路易斯就在众议院宣布：“我向班奈特和众议院保证，加拿大政府确信班奈特从来都不是克格勃的‘鼹鼠’。”
此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详细审查了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决定为班奈特“平反”。
终于洗清冤屈的班奈特通过加拿大对终于洗清了自己的间谍嫌疑感到十分高兴。他在电视台采访中说：“问题终于解决了，加拿大人民终于承认了我，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为洗刷自己而奔走呼号了。”
经安格尔顿“甄别”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有不少，结果后来证明绝大多数都是错案。
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跑到美国的鲁申科，也曾被安格尔顿定为假叛逃，由此蹲了三年多监狱。
甚至连中情局局长科尔比也被安格尔顿怀疑是克格勃打入中情局的头号“鼹鼠”。
这一下，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科尔比清理门户，将安格尔顿赶出了中情局。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对安格尔顿那一套做法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安格尔顿之所以能够无法无天，就是因为“各守一摊”的体制所致。
当然，间谍活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弥补间谍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但是，间谍造成的损失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如休斯飞机公司高级工程师贝尔仅仅为得到11万美元的报酬，竟将Ｆ-15主力战斗机俯瞰射控雷达、拖式反战车导弹、凤凰空对空导弹及隐秘式雷达等机密设计图出卖给伪装成商人的波兰情报人员马林·兹查斯基，这些资料后来被送给莫斯科的克格勃。
此案，使美国数亿美元的研究成果顿时化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据专家的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以及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都曾遭到间谍的严重破坏。
在国内公众的呼吁下，美国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400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检验等一系列法规。
安格尔顿离去后，中情局反情报人员从300名减少到80名，他建造的情报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出入证易如反掌。
在美国情报机构接二连三地发生间谍案之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后所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然而，训练一支反间谍队伍至少要花费4年时间。
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秘密文件数量和接触秘密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
但是，据1988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漏洞，例如，五角大楼每5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10万人。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则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的努力则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