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0日，鸭绿江边，士兵成河，兵器如海。截止到23日，在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的带领下4个军十二个师，外加炮八师高炮一团犹如千军齐发、万马奔腾之势越过了鸭绿江。其中先头部队分别是38军、39军.、40军、42军，共计26万余人，由于指挥得当，几十万大军过江后整整一个星期，美军都未能察觉。
先头部队四个军还有两个军的预备队，后续视战场局势的改变还会陆续的派遣兵员。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我军是打客场，跟金日成的人民军要，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毕竟我军在初期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正面跟美军交锋，还要人民军的策应，所以这就涉及到统一指挥权的事情。
而被金日成派来与彭德怀交涉的朝鲜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则要求既然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军队统一指挥权交由金日成。而此时的金日成正在德川的山里打游击，他的人民军在志愿军入朝之前被在仁川登陆的麦克阿瑟打了个措手不及，兵败如山倒。
对于金日成这个近乎“笑话”的要求，彭德怀自然是不加理会，志愿军先头部队就达到了26万之众，而金日成呢，先不说他的指挥才能，就说你的十万人民军现在被打得只剩下二三万的残兵败将，战斗力十不存一，有些部队建制都打没了，面对几十万的志愿军还索要指挥权也不怕噎死。而彭德怀则回应：
“为了中朝人民，我得为几十万的士兵负责。”
其次，两国军队的历史完全不一样，风格也天差地别。中国军队虽然和朝鲜军队同属亚洲，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军部队指挥更倾向于有战略战术安排的指挥风格，是经历过抗日、国内战争锤炼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人民军则更符合苏式的指挥风格，而人民军的大多数将领都有在苏联服役的经历，自然人民军也带有浓厚的苏式风格。
苏式风格明显就是大刀阔斧，大开大合，非常注重炮兵的运用，步坦炮联合高速进攻，特别是利用苏联支援的T-34重型坦克的突进作用，建立优势再集团冲锋。很显然，人民军遇到李承晚的部队这样的作战风格无疑优势是巨大的，但遇到武器同样先进的美军，人民军就只能是被动挨打，毫无优势可言。所以，人民军跟志愿军迂回、穿插、白刃战略战术的作战方式可谓是天差地别。
所以索要指挥权是不可能的，反而彭总对于人民军高层激进和缺乏机警的战斗素养很是担忧。
在麦克阿瑟登陆仁川之前，人民军军方高层的麻痹大意，未把我军发出的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提醒的情报放在心上，执意要求人民军发动了釜山战役，釜山战役血战之时，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彻底地断了人民军的后路。
麦克阿瑟随即挥师北上，直取汉城，直接把朝鲜切成两半，然后跟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前后夹击，围歼人民军主力于南方，随后北上攻占全朝鲜。不得不说人民军真是大意竟然疏忽到这个地步，如此战略要地，整个仁川到汉城只布置了区区两万人，一番血战下来，第42机械化团、42坦克团全军覆没，人民军主力只逃回了二三万人，连总参谋长姜健也在美军的空袭中丧生。
这几万残兵和金策大将、金雄军团长、金武亭军团长、方虎山师长等大多数高级将领则幸免于难，撤退回北方，这不能不说是太幸运了，而这些人之后也成为了新建人民军的骨干，在后期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再后来金日成再得知志愿军兵力高达几十万之巨，而且还在陆续增兵也彻底断了统一指挥中朝军队的念想。因此，他现在要想的是怎样保住自己手中的指挥权，要他主动交出去自然是不愿意的。
我们都知道彭总对于战略战术是一个极为严苛的，中朝联军的统一指挥权悬而未决，也都是各自为战，形成不了合力，自然会出现很多纰漏，彭总也是大为光火，一番沟通后，金日成才答应次帅朴一禹作为联络人留在志愿军司令部。
而在10月份，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朴一禹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虽然有了朴一禹的从旁协助，但他毕竟不是人民军的最高统帅，做不到面面俱到，对战场的把控也做不到全局掌控，所以还是发生了协调配合不默契发生的各种乌龙事件。
由于当时金日成的人民军被麦克阿瑟打得只剩下三个师的残军，另外新的人民军也正在中国境内组建，所以我军成为了第一次战役的绝对主力。当时我39军吴信泉部正在顺川围攻美军第24师，正要得手之际，朝鲜人民军坦克师也奉命在此活动，并把39军误以为是敌军随即被炮击，这次乌龙不但使志愿军出现了伤亡，而且第24师也趁乱逃脱。
其实出现的问题远不止如此，双方因协调乏力，人民军撤退以致道路阻塞导致“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而三十八军因沟通失误听信了人民军的误报，派113师去保卫熙川以北的军火库而导致延误了断敌后路的时机，此后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又重演了一次，多次战机的延误和志愿军无端的伤亡，促使彭总开始慎重考虑军队指挥权归属的统一。
其实早在1950年10月周总理赶赴苏联就抗美援朝作战的问题与斯大林协商，就曾提到“志愿军一旦入朝，跟人民军相互配合，两者指挥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斯大林并马上给予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就只能一拖再拖。
但彭总现在认为，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于是率先就在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就第一次战役屡屡发生的失误提出了解决方案：
“希望人民军总部向志愿军总部靠近，方便协商两军作战所发生的问题，以便于统一指挥。”
但金日成对此抵触颇大，以考虑到朝鲜政府运作和诸多政治因素的问题有待解决，所以无法实现人民军总部向志愿军总部靠拢的设想。其实彭总的设想只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金日成不同，他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集政治和军事于一身，看问题首先考虑朝鲜内部所造成的影响。
很遗憾，第一次没有就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达成共识。为了彻底地解决这件困扰许久的问题，彭总第二次在1950年11月7日会见了金日成，并同时向北京毛主席发出电报，汇报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时不我待也，随着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开了局面，给予了人民军休整和喘息的时间，所以志愿军和人民军指挥权的问题更加是迫在眉睫，而且由于美军第一次战役的失败，已经退回三八线附近，朝鲜原先被侵占的国土也基本被光复，之前被麦克阿瑟阻断的两个人民军军团而得以重新跟志愿军汇合。
现在休整完毕的人民军可以投入作战的部队达到14个师约7.5万人，如果还像以前各打各的，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以两军协同作战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了。收到电报的毛主席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指示彭总继续与金日成协商，另一方面电令苏联，要求莫斯科派遣人员对朝方进行劝说。
毛主席在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局势瞬息万变，统一指挥问题迫在眉睫，彭德怀同志建议由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斯蒂科夫和彭德怀本人组成三人小组，共同负责作战方面指挥和军事各方面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望能统一行径，以求战争局势的顺势进行。”
此后的11月15日，金日成再次到访志愿军总部，在斯蒂科夫的陪同下再次和彭总一起商讨统一指挥和其他军事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协商，斯蒂科夫在这次协商过程中对志愿军的军事指挥表示肯定，金日成的态度也有所松动，双方就大部分的观点达成了一致，但依然没能就统一指挥做出最后的确认。
而斯大林接到毛主席的电报之后非常重视，但斯大林此时对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极为不满，没有他们的瞎指挥，哪有人民军的南方的惨败，所以考虑到苏方不宜参与指挥，同时对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有着极为出色的指挥才能感到钦佩，之后当即拍板回电：
“同意由中朝两军统一指挥，中国指挥员负主责意见。”
并将最后的定论告知金日成和斯蒂科夫，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了。朝鲜当时对苏联依赖极大，如果没有苏联的力挺和武器的支援金日成估计面对有着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都够呛，所以苏联发声了，金日成就只有妥协。
因此，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前，金日成专门就朝鲜战争的一切事宜跟毛主席、周总理做了个详细的汇总，而且就此前双方都非常关心的统一指挥这个问题，金日成专门做了回答：
“斯大林来电同意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因中国同志经验丰富，故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部会议已经同意”。
至此，困扰彭总许久的指挥问题终于由于斯大林的强势介入而迎刃而解。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金日成为什么在明知自己经验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还紧握指挥权不放手，只因这个民族积弱许久，交出指挥权相当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刚刚在日本手里取得独立的权利，哪能犹如喝水一般容易就交了出去，另外一个原因金日成觉得指挥权不在手，对于人民军的命运则无法把控，换句话说，他怕中国拿他的军队当炮灰，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集中指挥，统一部署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第一第二次战役虽然胜利但胜利得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对于中朝联军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中、苏、朝三方达成了共识，所以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联合司令部就此诞生，司令和政委均由彭德怀担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的金雄任命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作为副政治委员，而这个司令部的主要职责就是：
“凡属作战范围和前线的一切军事部署均由它指挥负责。”
当然，朝鲜政府也不是没事可干的，大后方的训练、军政和警备都交由朝鲜政府负责，但是联合司令部有对其提出建议和要求的权利，而到了朝鲜战争的后期，由于美国制空的严密，后勤补给成了重中之重，铁路交通运输及维护权利也归联合司令部所有。
如果你觉得中朝双方既然已经统一指挥就因此没有分歧和矛盾，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联合司令部成立没多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彭总就跟以斯蒂科夫和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军方发生了争执，双方各执一词为部队是否南进挣得面红耳赤。
在经历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后，我军乘胜追击进行了第二次战役，这次战果辉煌不仅毙敌3.5万人而且第八集团军沃克中将在撤退途中车祸身亡，而美军也如愿地被我军赶回了三八线。此时朝鲜被侵占的国土除了三八线以北的襄阳则悉数被收复，创造了永垂共和国史册的“清长大捷”。
而我军则在三八线附近鸣金收兵，进行休整。这下金日成和斯蒂科夫不情愿了，他们认为志愿军应该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就算不能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多拿战功，打击有生力量总归不是坏事吧。
而彭总自有他的想法，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军一路追击，战线拉得过长，补给本就困难，别看联合国军丢盔弃甲，狼狈而逃的样子，但是别忘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还有20余万人，一旦敌军飞机轰炸我运输线溃敌转而反扑，在补给困难的前提下，我军则岌岌可危，我军众将太明白在朝鲜中国军队是在怎样的物质条件和战场环境打仗了。
对于这种情况彭总看得很透彻，战争是不会马上结束了，别妄想马上结束战争，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稳步推进，而这个推想到了后面也成了现实。所以彭总一方面发电向毛主席汇报了战况，一面休整部队等待来年开春进行下次战役。
这个想法却让急于解放全朝鲜的金日成和好大喜功的斯蒂科夫非常不满，执意要求志愿军缩短休整时间，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不得不说朝方虽然受二次战役胜利的鼓舞，士气相当不错，恢复了气力的人民军在朝鲜南北杀了个来回，主战情绪非常高，但高层确实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无奈，彭总只好与金日成和副司令朴一禹进行了一次对话，并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让人民军单独前进。反正前期志愿军打累了，人民军休整了很长一段时间，四个军团也满血复活了，完全具备单独作战的能力了。
而且后方的仁川、襄阳一带的防线外加美军可能登陆的西海岸线，我们志愿军全部负责警戒。而且彭总还煞有其事地说道：
“人民军四个军休整已经几个月了，兵强马壮。12万人民军的指挥权我交给你们，就按照你们的意思，继续向南前进。如果美军正如你所想的退出朝鲜，那么我由衷高兴并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有卷土重来之势，那么志愿军则按我的原计划继续向南作战。”
这可跟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没有志愿军做主导朝鲜人民军对于“联合国军”的防线只得望洋兴叹，金日成可不想刚恢复元气的人民军再次被打得奄奄一息，所以只得无奈同意彭德怀休整的要求。没过多久，美军主动发起了战役，而中朝双方的南进还是休整的争论也就此划上了句号，由于前期的休整，人民军的憋足了劲，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中朝联军也越来越默契。
随着后期战役的推进，中朝联军后勤的补给逐渐的被克服，装备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此消彼长，“联合国军”的优势则大大的缩水，随着战争的推移，战争局势已经全面失控，美军深陷泥沼，在面对强大对手苏联的隔岸观火，美国当局决定抽身而出，结束这场噩梦一般的战争。
1953年7月27日，随着中、朝、美三方在《停战协议》上的签字，朝鲜战争历时33个月，终于以中朝的胜利而告终，中朝两国在战场犹如兄弟般的团结，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共同谱写了中朝人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战赞歌，而在回国之前应金日成在官邸隆重的为彭总送行，临别之际中朝两军的最高统帅紧紧地握住了双手，依依惜别，而这正也是中朝兄弟般的情谊在战场的最终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