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一个下午在美容院帮人梳头时偶然看到一条电视新闻，当时 21 岁的陆晓琳命运或许会是另一种走向。新闻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为赚取五万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场，却因手术事故意外致死。接下来，天医网小编就带你了解一下吧！
陆晓琳更关注的不是死讯，而是高额酬劳。她模仿节目中的记者上网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据检索结果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东北口音浓重的女人在电话里反复劝说她“抓住赚大钱的机会”——解决来回路费与食宿，从来例假的第二天开始促排卵算起，整个流程 12 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赚的还多。
陆晓琳将信将疑，最终还是难抵诱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却成了另一番模样。对方告诉她，捐卵价格取决于学历、身高、长相，五万元是“清华北大高材生”的价格，按她初中学历、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条件，最多只能赚五千元。对方反复鼓动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赚 18 万。
陆晓琳觉得受了羞辱。尽管对方反复解释代孕不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孩子也不会和她有任何血缘关联，但她仍然觉得是很古怪的事，心里别扭。辛辛苦苦怀胎，可又说跟自己没关系，别人付一笔钱把孩子抱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疑虑不仅发生在她身上，也存在于交易的另一端。一位曾在地下代孕市场混迹五年的前中介说，他当年多半精力都用于说服客户相信代妈和孩子没有关联。一位南方女客户曾在代妈面前反复问他：我和我老公这么白，她这么黑，生出的孩子皮肤白一块黑一块怎么办？
几番劝说无效，东北女人变了脸色，甩给陆晓琳一张“入职协议”：要么拿 200 元路费回家打工，要么在这好吃好喝住一年挣 18 万，哪条路好走，自己看着办。
某代孕中介公司与代孕者签订的“入职协议”
犹豫了一会儿，陆晓琳还是拿过那张表格，依次填写身高、年龄、学历，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顺产 / 剖腹产、例假时间、能否接受双胞胎、能否接受剖腹产等条目，并签上名字。
随着入职申请表一起收走的，还有她的身份证。对方并不掩饰这样做就是为了约束行动自由。为防止代妈怀孕期间中途逃跑，18 万元的佣金分五次发放，最多的一笔在生育后支付。在此期间，代妈外出活动需事先申请，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严禁夜不归宿，春节期间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妈因母亲去世申请回家处理丧事，遭遇强硬拒绝。中介说：谁去世也不准回。家里人叫你回去无非是为了分摊费用办丧事，你在这挣钱了，打五万块回去就行，家里人肯定乐意。
宿舍隐蔽在海淀区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一套两居室，每间卧室两张上下铺。住了一段时日，陆晓琳才渐渐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过来再说服其转做代孕乃是常态，东北女人也并非这里的专职员工，而是游走于各家代孕中介之间提供代妈资源，每促成一单，抽五千元介绍费。
这是一个时常有人员流动的临时集体，代妈们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处理好人际关系不是件容易事。为维持秩序，中介鼓励代妈们相互监督检举，举报者奖励，违规者罚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罚款五百元，十天不发放零食。陆晓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为躲避是非，她买了一只黄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发呆，盼着早日领到佣金恢复自由。
事情并不如她预想般顺利。接受移植前，代妈们需注射黄体酮，服用补佳乐，目的是增厚子宫内膜，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但她连续三个月内膜厚度都达不到移植标准。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浆，第四个月终于体检通过，却移植失败，还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第五次尝试前，公司遭到举报，中介将所有代妈召集在一起开会，宣布转移住宿地点，移植一律暂停。看着五六十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陆晓琳既感到惊讶，也有些心急：她们都能怀上，我为什么不行？
催生出这番带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积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国人口协会 2009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 15％，这意味着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
一对南方中年夫妇婚后七八年间试遍了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间女方遭遇意外，子宫整体切除。万般无奈下，他们选择了去美国加州代孕，终于在女方 40 岁时有了孩子。
身边有人暗地里议论“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们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这种情况，代孕是唯一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特别为我俩感到骄傲，能坚持到这一步的，都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感情。但凡有一点不合，哪经得起这么多年的煎熬折腾？早离了。”妻子说。
类似的强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大生意。一端是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隐瞒乃至欺骗。
等待移植期间，陆晓琳常常和四五个代妈一起被叫到中介的办公室，接受客户的询问挑选。谈话双方地位并不对等，客户有权询问代妈的各种私人信息以做出决策，代妈却绝不能打探对方的信息，这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些客户为防止泄露隐私，带着帽子、墨镜与口罩，几乎要把整张脸都盖起来。
然而，代妈们告知客户的，也未必都是实情。每次面对客户前，中介都会叮嘱陆晓琳一套话术，例如虚报例假时间，让客户觉得可以尽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龄的客户，中介还会事先告诉代妈一个年龄，并作好假身份证提供给客户。
经历了重重波折后，陆晓琳终于在第六次尝试移植时怀孕成功。然而一个多月后，她觉得状况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顿饭只吃一碗面条，移植后却要吃两三碗，并且吃完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发饿，心慌头晕，腰部胀痛，浑身出虚汗。
曾经的生育经历让她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三
陆晓琳当时还未结婚，但曾经生过一个孩子。20 岁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亲嫌弃她个头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决婚事，还把孩子送给了别人。陆晓琳深受刺激，决心一定要多赚钱让人瞧得起，一脚跨进了代孕行业。
随着腹部日渐隆起，腰部胀痛也愈发剧烈，这与她首次生育时的感受大不相同。她担心身体会出大问题，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满 18 万酬劳的那一天。
大部分代妈们进入这一行的原因都是贫穷。有代妈曾在同一家代孕中介长期驻守，五年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这么容易赚钱”。这门生意显著改善了代妈们的物质条件，不少人对此流露出感激之情。陆晓琳接触过的代妈最大 40 岁，最小的刚成年，一个来自云南农村的代妈常常跟她念叨：每天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赚这么多钱，我从来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日子。
在代妈圈子里待久了，陆晓琳发现这里像个小社会，不同人心态差别很大，活法也不同。中介三番五次让她介绍朋友来代孕，每笔提成五千元，她总是不好意思跟人提起这件事，怕让人瞧不起。可身边另一些人却总有办法拉新人入伙，不但收入颇丰，还在代妈中扮演起领袖角色，姿态潇洒。
除北京外，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也是地下代孕产业的高发地。珠三角聚集着大量女工，一个人做代孕尝到甜头，往往会去工厂里鼓动一批人加入。陆晓琳生怕家人知道代孕的事，一直谎称在北京打工，而另一些代妈不但不避讳，还把村里的亲戚邻居一一叫来，全村女性集体代孕，“共同致富”。
更有头脑活络的人，尝试向代孕产业链的上游迈进。陆晓琳认识一个负责管理代妈日常起居的董姓女子，多次代孕失败，却因“脑子聪明，会来事儿”深得老板信任，还把丈夫也拉进公司当司机。
“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在武汉见到一位朱姓中介，聊起这件事时他说道：“过两年肯定自己单干，毕竟做这个都是为了赚钱，谁也不可能甘心给别人打一辈子工。”
朱本人的从业轨迹正是这样。他今年 33 岁，大学毕业后回老家山东日照做旅游工艺品生意，月入三四千元。2012 年，在武汉的大学室友联系他说在做试管婴儿业务，事情太多，希望能过来帮忙。 “试管婴儿，听上去很高大上嘛对不对，那就过去看看吧。”
到了武汉，朱才了解到同学在做代孕中介，虽谈不上违法，但也不受法律保护。就在他犹豫时，同学带他见了一个刚刚代孕成功的客户。据他描述，这位 41 岁的失独女老师跟同学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失声痛哭，还差点下跪。朱说当时感受到了一种“神圣感”，当即决定入伙。“怎么说呢，我们做这个事情，挣钱也是真的，但也是为很多家庭造福啊，就有种做慈善的感觉。”
当时正是武汉地下代孕市场的爆发期，同学精力有限，便将大部分业务都放手交给朱去打理，客户、代妈、医生全都接触，日子久了，他渐渐摸清了这门生意的门道，两年后开始自己单干。
他坦承这是“没什么门槛”的生意，看似高精尖，但具体技术环节由医生解决，中介只需把各方撮合在一起。早先跟医生建立合作还需三家中介推荐担保，现在已不需要，因为在武汉敢做地下代孕手术的医疗团队从一家变成了四家，相互争抢客源。代妈也无需费力寻找，因为产业链已经细分到出现了专门向各家中介供给代妈的角色。“只要你有本事拉到客户，就可以做。”
寻求代孕的客户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失独夫妇，一类是不孕不育症患者，一类是渴望生育二胎却年龄过大难以生育的家庭。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第三类客户的数量急速上涨。低门槛高利润的驱使下，仅武汉一地，大大小小的代孕中介公司已经超过了一百家。其中很多并不能称为公司，动辄六七十万的代孕费用打入的是个人账户，没有办公室，和客户见面通常约在高级酒店大堂，“君子协议，主要看双方人品”，“有办公室又怎么样？说白了也就是个皮包公司”。
朱感叹道，不做这一行，不了解人们要孩子的心愿有多迫切。他称曾接待过一位女客户，尝试了两年仍未成功，情急之下她瞒着丈夫换了一份别人的精子，终于有了结果。 “她说她不管，无论如何得有个孩子，不然在家里实在没地位。”
各家中介之间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朱向我展示了一个中介微信群，每天都在分享信息，相互介绍资源。“中国人这么多，代孕市场这么大，大家互相帮助一起赚钱嘛，对不对？这是你好我好的事，不是你死我活的事。”
**国际是深圳规模较大的几家地下代孕公司之一。一位前员工提供的成本核算清单显示，收费 65 万元的套餐，成本为 35.25 万元。“这一带的写字楼里至少有五六家代孕公司，都是那边的业务员出来单干的。这事又不难，多认识些人就行了。这么高利润，谁不想自己赚？”
陆晓琳便不幸成为了伤害的承受者。随着腹部一天天隆起，身体不适也愈发严重，腰痛到走路都很难挺直身体。尽管中介明令禁止私自去医院检查，但她还是偷偷去做了 B 超。检查结果让她当场情绪崩溃：她怀了四胞胎。医生警告说，按照她的体质若执意生产，恐有性命危险。
冒着遭受训斥和罚款的风险，她拨通中介的电话表示抗议。对方冷冷地说：谁让你自己去检查的？我们早就知道你怀了四个，怕吓到你就没告诉你。你安心打两个月针，到时给你减胎。
中介所说的打针，是指注射黄体酮。这是一种孕激素，胚胎移植成功后，通常要连续注射 75 天帮助保胎。黄体酮针是油剂，随着注射增多，皮肤吸收会变慢，也给代妈带来痛苦。陆晓琳的臀部至今仍有硬块，时常红肿疼痛，睡觉时很难平躺。她在家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一个人在家时，偷偷用土豆片敷在臀部消肿。
陆晓琳此时最在意的已经不是酬金，而是性命安全，为此她决定主动滑胎。一些代妈会故意流产，移植成功后偷吃螃蟹、山楂、桂圆等容易导致滑胎的食物，赚取四千元移植费，休息一阵后换家中介再来一遍。从小食素的陆晓琳效仿她们，在安贞西里一家餐厅里吃了几百块的螃蟹，撑到无法起身，却毫无效果。
后来她又尝试做剧烈运动，爬楼梯、蹦跳、俯卧撑、仰卧起坐，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没用。她有点害怕动作过大会大出血伤及性命，便放弃了流产的尝试，等待手术减胎的日子。
四
陆晓琳一夜未眠，反复猜测客户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她设想了各种糟糕的可能性，但第二天听到的消息，还是超出她的预料。一个代妈称呼为刘总的女人向她声称客户在来医院的路上车祸身亡，事先没有付费，让她把孩子打掉，公司补偿两万元损失。
陆晓琳气得浑身发抖。她觉得对方一定在说谎，客户是否真死了暂且不论，说事先没付钱也不合常理。按照公司和客户签订的协议，拿不到首款，公司不可能启动流程。而按照她和公司的约定，这种情况应当补偿五万元。她想多要一些补偿，对方并不正面回应，让她先打掉孩子再说。
乐于谈论代孕正面意义的中介们，并不会主动谈及那些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却常常遭遇风险意外的代妈们。例如陆晓琳。她在某代孕中介公司第三次怀孕的结局是，怀胎八个月后再次流产。如今，她已结婚一年有余，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
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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