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之间、在“制造婴儿”的冲动与法规的制定和监管之间，留下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商业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一个庞大产业在野蛮扩张，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隐秘的代孕王国。接下来，天医网小编就带你了解一下吧！
这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亲：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孕生产的。
这位39岁的江苏人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吕进峰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王国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王国的领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
一
在位于上海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斜靠在沙发上，用手划拉着手机屏幕，偶尔回条微信，显得漫不经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时间，秦月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31岁，7年前发现患有癫痫，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在家休养。从前两年开始，秦月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适合要孩子”。失望之余，秦月替女儿选择了代孕。这次，她是来和吕进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还差一天，秦月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
秦月的女儿已经服用了数天的妈富隆。妈富隆是一种避孕药，在促排卵时服用可以调整体内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妈富隆后，秦月的女儿癫痫发作的频率从20天一次变成每天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她都有预感，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接下来会有几分钟不省人事。
刚开始，秦月很慌张，询问了医生才知道，女儿现在每天服用的妈富隆，与治疗癫痫的药物相抵触。即便这样，他们并没有选择停药。
秦月是在众多代孕网站上找到吕进峰的，这个与女婿同龄的男士声称自己在国内最早从事代孕行业，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我们这其实是爱心事业。”她记住了吕进峰的这句话。
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吕进峰这样的私人代孕中介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秦月女儿代孕的价格总共是65万元，这是吕进峰的“公益互助协议”里所能享受到的最优惠价格。吕进峰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两年之内公司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
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万?10万元的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不同，则价格不等。“65万元起价，最高135万，”吕进峰说，“就跟买房子一样，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当然，对同样的套餐，分期付款的总额要比一次性付清贵。吕进峰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秦月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毛病，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
再服用一天妈富隆，秦月的女儿就要开始打促排针了。秦月一方面担心女儿会不会对新的促排药物有反应；另一方面还担心取卵的时候女儿会癫痫发作。她问吕进峰能否将原先定的取卵时间，由晚上六七点钟改为上午——女儿每天下午六点多都会发作一次，她担心这样会影响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质量也会不好。“你没到我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给我做成。”她再三恳求吕进峰。
秦月让吕进峰感到有点为难。在制订促排方案之初，一位医生听说客户有癫痫，就拒绝了，第二位医生考虑了半天才下决心接受这位病人。他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医生没时间，只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对秦月说。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吕进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送走了秦月，吕进峰又见了另一个女客户。对方30多岁，老公出轨，和小三生了一个儿子，还大摆喜酒。她气不过，又没有办法——自己心脏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吕进峰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妈（代孕母亲的简称）。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结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妈的肚子里。吕进峰觉得这笔订单关系有点复杂，最后在签协议的时候，他加了一条：“此次代孕是夫妻单方面同意，如若发生纠纷，跟乙方没有关系。”乙方就是吕进峰的代孕公司。
二
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吕进峰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他把这一条写进了他的协议中：与董事长吕进峰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唯一保证。这句话后面还特意打了三个感叹号，又把“当面签约”四个字用红色凸显出来。
吕进峰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从他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3万多人，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最后，受骗者都会找到他这里。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吕进峰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在此次来上海之前，吕进峰已辗转广州、深圳、佛山、厦门、泉州等多个城市，见客户、谈业务、应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过12点。由于缺乏睡眠，他有两个难以消除的黑眼圈。
代孕的确为吕进峰开通了一条财路，也许一开始他并没想那么多。从前，他在苏州的外资企业从事物流工作，一度做到中层管理岗位，一个月也只能赚到四五千元。好不容易存了些钱，打算做点生意，却被骗光了。
2004年，吕进峰的妻子怀孕。为了学习育儿经验，他整天泡在搜狐网的母婴论坛上。他发现，有很多人无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国外做代孕。他就想，“国内代孕的事情怎么没人做呢？”
吕进峰萌生这一想法之时，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不孕不育人群规模的判断依据还在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
吕进峰买了几台电脑，注册了若干个QQ号群发广告。他在广告中自称是代孕公司的负责人，有意向者可以联系他。“当时QQ群发还没有限制，估计百分之五十的用户都能收到我的广告。”通过这种方式，吕进峰将客户、代妈、医生联系了起来。
媒体报道除了给吕进峰带来“安全”之外，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看了报道后找到他要求代孕。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客户多了之后，好的医生也愿意从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出来兼职。尽管法律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但相比每单数十上百万的利润，这样的规定就显得毫无约束力。吕进峰说，“有人说代孕违背伦理，除了这些不靠谱的话，他们（执法机构）也说不出来什么。”
做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并非只有梁鸿一个人。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去年，一名医生将4颗胚胎分别移植到4位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它们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过在胚胎着床后医生检查发现，4个胚胎都是雌性。这位老板随即让3位代孕母亲做了流产，只保留了其中一个胎儿。他表示，“明年还要做，继续生儿子。”
虽然寻求使用代孕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位老板那样的“潇洒”。吕进峰说，“找我们的人中，99％都不具备生育能力，就想生一个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钱找人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吕进峰保守估计，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吕进峰说。
代孕行业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更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
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吕进峰说。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董事长则表示，“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2015年初，《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对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骗的经历。一对结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经花了40多万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妈妈身体不适等多种理由索取额外费用。这对夫妻拒绝支付，对方以流产相威胁，最终真的给代孕母亲做了流产手术。事后，代孕机构又声称“胚胎本身有问题”，要求该夫妇向代妈赔偿17万元。也有客户耍赖反悔的情况。有的人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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