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理查德·塞拉在《美国经济史新论》中写道：“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吸收并拓展了荷兰的金融创新，对英国在18世纪一举成为政治和经济强国起了重大作用。一个世纪后，独立的美国也开始迅速采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模式，由金融创新引领而成为经济和政治强国。”可见，金融与个人自由、企业成败和国家兴衰休戚相关。
以时间换空间：资源跨期配置资源的跨期配置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就是，将当期取得的收入延迟到未来消费，这就是储蓄。当你把工资和奖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购买基金或股票时，实际上表明你已把一部分收入安排在未来支出。另一种就是将未来的收入提前到现在支出，这就是负债。
把当期收入借给未来
我们先来看看动物界。小松鼠往往会在夏秋收集干果，藏在自己的洞里，以供冬天享用；而且，为了分散风险，它们还会把干果藏在多个洞里。法国人受到松鼠的启发，建立了“松鼠储蓄银行”，其标识就是一只翘着大尾巴的松鼠。还有一些冬眠的动物，在冬眠之前，把自己吃得膘肥体壮，冬眠后便慢慢消耗体内脂肪，度过漫漫严冬。实现资源的跨期配置，是很多动物的本能之一。
人类利用金融系统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跨期配置，更合理地安排生命期内的收支。在人的一生中，收入与支出在时间上是不均匀的。若预期未来某段时间收入将下降，那就不得不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在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体系极度落后，老百姓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基本方式就是“养儿防老”。但随着金融发展，将当期剩余收入用于存款，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养老保险等，成了人们最主要的跨期配置方式。若没有金融系统参与运作的退休金制度，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金融体系提供的这一资源跨期配置，很快颠覆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
利用金融机构来储蓄的效率更高，也更安全。若不利用金融机构来储蓄，总会感到不放心。在银行出现以前，大户人家存钱的方式可能是在院落里不起眼的地方挖个坑，把钱财埋藏在地下。“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一个写照。莫里哀的《吝啬鬼》中，阿巴贡把自己的钱财都埋在花园里，总担心钱财被盗，每天在那里转悠，结果泄露了埋钱的位置，让窃贼得手。这是法国版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利用金融机构来储蓄，不仅不安全，而且也可能变得麻烦、累赘。有一次，我在旅行中，导游讲了一个故事。游牧人居无定所，将牛羊卖了后所得的钱财，既不能像“此地无银”那样埋在地下，也没有银行可存，怎么办呢？那就只好随身携带，所以他们总是穿金戴银。但把钱财穿多了、戴多了，又有炫富之嫌，恐遭人忌恨，于是，他们就把服饰一部分故意敞露开来，“穿一手，露一手”。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些不安全，为了防止被打劫，他们就随身背一口大刀。导游所讲的，固然不全是真实写照，但也很好说明了，没有金融体系来安排储蓄，不仅非常不便利，而且也对文化有极大的影响。
寅吃卯粮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对雷欧提斯说，“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贷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
尽管如此，将未来的收入交换到现期来使用，寅吃卯粮，正是资源跨期配置的另一种方式。在参加工作前，我们一般没有收入，刚工作时，收入也会较低，但一天也离不开吃喝的支出。人作为经济动物，便会通过借贷，将未来收入转换为现期的支出或消费。懂得寅吃卯粮、相互借贷，正是人类与动物在资源跨期配置上的根本差异。若没有机会获得助学贷款，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就会因无力支付各项费用而不得不辍学，放弃高等教育的机会。有了助学贷款，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寒门”也能出“贵子”了。再如，若没有金融机构，人们购买住宅时就只有依靠自己的积蓄了，要先攒够了钱才能买房，需要很长时间。通过金融机构提供抵押贷款，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将购房支出均匀地分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居者有其屋的美好生活向往得以成为现实。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常常讲一个中国老太太与一个美国老太太买房的故事，她们死后在天堂相遇。中国老太太说：“唉，我好不容易存了一辈子的钱，刚好够买房了，结果进天堂了。”美国老太太说：“我刚把房贷还清，就来这儿了。”这个故事就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的金融体系为人们提供的资源跨期配置存在很大的差异。
那时候，我们的贷款渠道有限，并且缺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到现在来消费的意识，为了买房，自己得先省吃俭用，费很长时间才能攒足买房的钱。遗憾的是，当这个阿婆终于可用其一生的积蓄买一套房时，却没来得及享用就离世了。这正应了那句小品台词：最可悲的是，人没了，钱还没用完。
但美国的银行体系却不同，它们很早就对老百姓提供消费和住房贷款等，所以美国老太太在年轻时，就通过银行贷款而拥有了自己的住宅。与中国人过去一生都在“存钱”相反，美国人一生都在“还贷”。
在生产领域，通过金融体系创造的资源跨期配置机制，可将短期资金聚合起来转化为长期投资。一个工厂的建设，可能需要好几年，要完全收回投资可能要10年以上的时间。要投资这类工厂的企业，是不会依靠一两年的短期资金来融资的，而一般家庭的存款期限都不会超过10年。但通过金融体系，便顺利地将短期资金转化成了长期投资，实现了期限转换。
把钱借给那些最有能力的人：资源空间转移金融要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需要在空间上对资源进行重构和整合，把钱借给那些有能力的企业家去使用。
没有资本的生产与生活
我们只要接触经济增长的知识，都会被教导，促进经济增长的是3个核心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突破了人类体力、肌肉力量的限制，正是资本与技术、劳动力的结合，才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
但是，没有资本的生产和生活，是怎样的一番图景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人类朴实、勤劳，但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类的物质满足度非常低，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治安靠狗、取暖靠抖。
即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就拿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不过的“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来说，虽然都启示我们只要持之以恒，没有干不成的事，但并没有启示我们，依靠资本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说，资本是迂回的生产方式。何谓迂回生产？中国人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退而结网”，就是迂回生产。在结网之前，我们可能去钓鱼，甚至跳到河里去抓鱼，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低效的捕鱼方式！但我们放弃一部分钓鱼的时间和精力，将它用来织一张渔网，捕鱼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可见，迂回生产可有效地克服人类直接体力劳动的局限。
有了资本积累的千年之后呢？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也正如《天路》所唱的：“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当然，也几乎见不到“临行密密缝”了，虽说“儿行千里”仍是“母担忧”，但临行前的所有行囊，都是“买买买”，来自工厂。
这一切变化，均是因为人类创造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金融的重要功能，就是在资源的跨期配置中实现空间的转移和集中，促进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正如《变化中的资本主义》所说，1870—1900年，美国基于发电与炼钢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场“钢梁与飞轮的技术变革”。比起原先基于皮带和滑轮的蒸汽动力，电气化与化工的应用，加倍扩大了工业产能，工业生产率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增加。对产业技术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促成了这一壮观景象，威尔士写道：“迄今为止空前规模的资本组合，成为现代工商业方式的显著特征。”
两类转移机制
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就把资金盈余部门与短缺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在社会经济中，有些部门收入大于支出，有资金盈余；有些部门则支出大于收入，资金短缺。同一个人，同一个企业，在一个时期有资金盈余，在另一个时期又资金短缺。
那么，盈余部门的资金是怎样流向资金短缺部门而实现资源的空间转移的呢？
一般来说，这有财政机制和金融机制两类。
财政机制是由政府将社会的金融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再分配给其他部门使用。在封建社会，朝廷要兴修水利工程或皇家园林、宫殿，就通过徭役和苛捐杂税来完成。财政机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是非自愿性机制。
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就生动地展现了财政机制的强制力、非自愿性。更重要的是，财政机制使用的是公共资金，容易铺张浪费，效率之低，不难想见。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机制是实现资源空间转移的基本途径。它是基于预期回报的自愿机制，是在对资金使用权利的暂时有偿让渡中实现的。你把钱放出去，希望将来某一天它连本带利回到你的账户中来，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这么做。正如培根所说，有时你不得不让钱财去飞，好招引更多的钱财来。
资金盈余通过诸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向短缺部门，这被称为间接金融。在间接金融中，人们将金融剩余存入银行，银行再向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存款和贷款是两份独立的合约。至于银行将吸收来的钱，什么时候放出去，贷给谁，存款人并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去关心。
直接金融通过金融市场将资金盈余部门与短缺部门联系起来，短缺者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筹集所需资金。在直接金融中，只有一份独立的合约，把钱放出去了，就要直接承担企业经营上的各种风险。譬如，某公司以5元的价格发行新股，张三花了10万元认购2万股。一年以后，该公司披露，因决策失误导致了重大亏损，结果，公司股价跌到了3元，若张三在这一年当中没有卖掉股票，他就亏了4万元。
集中财力办大事
不仅人类会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一些动物虽不懂得金融学，但也知道在时间上配置资源，而在空间上配置资源，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本事。亚当·斯密说，“你看不到两条狗交换骨头”，你也看不到一只（群）动物把其猎取的食物借给另一只（群）动物，约定过段时间再连本带利还回来。但人类会通过资源的空间转移，调剂资本余缺，实现资本集中。
为什么通过金融重新组织资本在地区间、行业间的配置很重要呢？
首先，资本在物理性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旦被分割，使用价值就被彻底改变。一头活的水牛，可作为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一旦像庖丁那样，将牛身分解开来，作为价值量相对较小的部分，那水牛就不复为农业上的资本，只能作为餐桌上的“牛肉”了。
其次，人的经营才能分布是不均匀的，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任正非等，天生就是商业奇才，不仅善于技术创新，也善于管理；有的人，只知道乐享其成，不懂经营，一天天坐吃山空，消耗老本，无法创造社会财富。只有把资本分配给那些有经营才能的企业家去经营，才能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
通过金融系统，将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零星资本集中起来，便可实现大规模的投资，并且将有限的资本让渡给那些善于经营的有识之士去打理。北京的投资者足不出户，就可购买广东企业发行的股票；人们还可通过金融系统进行跨国投资，日本投资者可购买美国企业的债券或股票；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到华尔街发行股票以筹措资本。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加深，境外投资者也可越来越便利地购买中国的A股股票和债券。通过金融体系实现资源的空间转移，同时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可以将分散的小额储蓄集中起来，形成大的资本。在此意义上，金融就是资本的黏合剂。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没有股票，恐怕到现在世界上也还没有一条铁路。
没有金融，企业家终将怀才不遇
企业家通常是创新者。要把新发明引入经济之中，不仅需要有眼光、有胆量，敢于冒风险，而且要有组织能力。只有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没有了企业家，新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企业家。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城市经济中有“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又有“冒险家”，为什么那时没有“企业家”呢？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开拓方面的创新，主要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发生的。
社会发展是社会各个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就正如离不开科学家和广大劳动者一样。企业家是资本的组织者和牧羊人，如果没有企业家重新组织资本，再多的储蓄也只能“躺平”在那里，发挥不了生产性的作用。斯坦利·布德尔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企业家极大地重塑了世界，大大拓展了可供人类选择的职业与商品领域。”
然而，直到19世纪末，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几乎都是那些创业者，美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企业规模通常都很小，雇员数量几乎没有超过100人的，大多数企业都由所有者直接掌管，采用家族共享、子承父业的模式。但现在，在重要经济部门，职业经理人取代了企业所有者的亲自经营。
管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交通（尤其是铁路）和通信（电报）的发展给商品开辟了巨大的市场，这又使制造商可迅速回收巨大的创办费用和投资，也导致了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迅速扩张。它们积极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在采用将生铁熔炼成钢的工业技术前，美国有数百家使用高炉技术的钢铁企业，任何一家的产量都不到全美的1%。在采用该流程后，到1880年，美国只剩下13家钢铁企业了。通过金融实现的资本集中，加快了大型工程的建设和大企业的形成。
随大企业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经理人。在以前，企业的资本和生产规模都很小，企业主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主没有聘用职业经理人。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大企业的所有者则没有更多的选择，庞大的工业巨头不是某个家庭可以驾驭的，需要职业经理人来协调和控制各种经营。正是金融体系促成资本的集中，加速了大企业的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才有了用武之地。而善于利用金融，也正是企业家的必备素质之一，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方能成为企业家”。
技术进步依赖于资源的时空转移
通过金融实现的资源空间转移，也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过去许多技术本来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却失败了。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就已经了解蒸汽的力量，但仅仅用在了玩乐上。罗马早就掌握了重大的技术与工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成倍地增加了罗马早已使用过的水力和风力磨坊。中国在14世纪就发明了焦炭炼铁，但并没有掀起能源革命。至于法国，在18世纪也出现了工业进步的征兆，技术发明一个接着一个，基础科学也可与英国比肩。但工业革命的决定性步伐是在英国迈出的。
工业革命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织梭可自动来回工作，不必用手工抛掷，大大加快了织布速度。1764年，木匠出身的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锭纺纱机，以其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机”。经多次改良后，到18世纪末，珍妮机可安装100~120个纱锭。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动力织布机，使用马匹、水力或蒸汽机作为动力，其工作效率是手织机的40倍。
其次是动力。1705年，托马斯制造出新式蒸汽机，依靠蒸汽冷凝产生的内部真空，形成大气压力来运转。修理工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他将冷凝器与汽缸分离开来，使用蒸汽压力驱动机器运转，“实现了变蒸汽动力为机械动力的第一步”。在工厂主博尔顿的资助下，瓦特于1782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蒸汽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力。
除了技术，工业革命还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即工厂制的建立。一般认为，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是“近代大工业的真正创始人”，是工厂制的开创者。1771年12月，他在克朗福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利用水力，安装了多台多轴纺纱机，由300余名工人按照机器的步调和节奏生产。工厂，这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就在英国出现了。
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众说纷纭。不管分歧有多大，金融系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助力，却是共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就强调金融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中的许多技术，其实在那之前就已存在了，恰恰是后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才让那些早已存在的技术得以广泛地应用，促成了工业革命，并反过来加速了技术进步。
所以，纵观全球，那些经济发达、技术和生产率高的国家，恰恰就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从美国到德国、从日本到英国，莫不如此。因此，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说，通过金融渠道，创新可以从想法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金融根源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他发现，在与欧洲直接接触前，中国就已积累了大量先进的科技知识。除了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的李冰就建设了都江堰，工程之浩大，就不必多说了。李约瑟甚至发现，中国早就了解蒸汽动力。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欧洲的交通运输技术飞速从马车转变为运河、铁路、汽车和航空；通信技术过渡到了电报、广播和电话，而中国在原地踏步。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一些经济史学家试图解开李约瑟之谜。伊懋可认为，中国农业太繁荣，没有革新的需求，乃至早在宋朝就出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彭慕兰则提出，中国大型煤矿都没有分布在运河沿线，自然资源分布不适合进行有效率的开采，地理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然而，减轻体力的付出和艰辛，尽可能轻松地提高产量，乃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中国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区，恰恰意味着，中国有采用机械力量克服体力局限的强大内在需求。虽然宋朝经济在同时期的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农业生产依然完全靠人力和畜力。杨万里写的“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就完全是人民辛苦进行体力生产的写照。柳永的《煮海歌》反映了那时的工业生产情景，“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轮征”。足见盐民煮盐之艰辛，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苦难。可见，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解释，十分牵强。
后来，以戈兹曼为代表的金融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与中国没有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有关。新技术既要依靠天才的发现，也需要资本将新技术加以推广和规模化应用。例如，铁路公司需要巨大的资金来修建铁轨，制造车辆；工厂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资本集中。况且，创新需要反复试验，也需要专利和法律保护，使创新者将创新成果产业化、利润化。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企业家创新积极性、大量资本投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时，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存在了至少200年。19世纪铁路公司要铺设铁轨时，就能够通过向投资者支付预期现金的方式，筹集到巨额资本。
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欧洲那样的金融体系呢？
戈兹曼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封建政府没有采用金融机制来弥补财政赤字，而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债券就是政府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早在1174年，威尼斯为与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而组建舰队时，就向城中居民发行债券，承诺未来偿付。宋朝政府面对军事危机时，不是发行债券，而是通过印制更多纸币来筹措军费。如果说，印钞筹措财政资金还相对文明，那通过掠夺手段征收租税，就比较野蛮了，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即便到了清朝，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业革命之时，清政府为西太后六十大寿而建设颐和园这个重大工程，面临数十万两白银短缺之时，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减少军费开支，而不是发行项目债券。因此，中国与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通过债券这种平等的金融机制解决财政困境时，中国的封建王朝还依靠苛捐杂税这种“猛于虎”的掠夺手段为财政融资，这最终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降低交易费用与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的作用金融机构可节省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交易费用，从而促成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设想甲公司想为它的一个项目借入5000万元资金。假设有1000个互不认识的人直接向它提供相等的贷款，各自在贷出5万元前，为谨慎起见，每个人都要对该公司及其投资项目加以评估，收集相关信息。若每人每次的评估和信息收集成本是5000元，那么，这1000个贷款者总共就要花掉500万元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费用。
相反，若有一个金融机构将这1000个贷款者各自的5万元集中起来，然后由它对该公司进行评估、收集相关信息，成本仍然只有5000元，这就节省了499.5万元的相关费用。
同商品市场一样，金融市场也是买卖双方信息集中的场所，有组织的金融市场极大地降低了买方寻求卖方，或卖方寻求买方的搜寻成本，迅速地达成交易，自然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在降低资金转移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同时，金融体系还创造了流动性，保证借款企业建设厂房、安排生产线等物质资本投资的连续性。
首先，金融机构能提供流动性。设想一下，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甲公司很顺利地从1000个贷款者那里获得了5000万元，假若工程进展到第二年，有人因急用钱而要求提前偿还，甲公司又没有别的渠道来补充资金，那投资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若甲公司为了保持投资的连续性，而对那些要紧急提款的投资者不予理睬，投资者就不能取现以解燃眉之急。
有了金融机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金融机构拥有许许多多分散的存款人，他们一般不会同时去提取存款，金融机构只须掌握少量准备金，就足以应付取款之需。
分担和转移风险：金融的重要功能风险无处不在。人类就发明了诸多分摊和转移风险的机制。分摊和转移风险，正是金融的一个重要功能。
金融体系为家庭和企业应对风险提供了便利。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以及私人机构和金融中介，金融体系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了风险分摊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甲公司所借的1000笔款项中，若出现了贷款者所不期望的结果，甲公司有25万元无力偿还，那么，这1000个投资者中，每人都会担心自己借出去的5万元得不到偿还。若他们将所有资金联合起来，则实际上每个人损失的只有0.5%，即250元。因而，通过集中存款人的资金，就能减少贷款的风险。由是观之，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本质上就是买入风险的活动。
保险为个人和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制。事先支出较小的保险费用，就可避免未来较大的损失。小王花了2000元为他的房屋购买了50万元保额的火灾保险。不幸的是，在保险合约期内，真的发生了火灾，造成了至少50万元的实际损失，那他就可获得50万元的赔付。若没有发生火灾，他损失的也不过是2000元保费。用俗语说，保险也是花钱买放心。杜甫生活的时代，没有保险，他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后，即使是诗圣，也只能过着“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凄苦日子。设想一下，假如他买了财产险，恐怕也不会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了。
在金融衍生品市场，如期货与期权等，其核心功能就在于交易与转移金融风险。在有的国家和地区，金融衍生品市场甚至比原生品市场还要活跃。衍生工具可以较好地分割和处理风险，并转移给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早期的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转移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随着金融不断创新发展，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信用衍生工具，通过它们，就可以转移债权人面临的违约风险和损失。
中国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就利用了金融衍生品来分担风险，这让原本复杂而且构成市场重大利空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2005年之前，中国上市公司中的绝大部分股票是不能上市流通的，只有社会公众股可上市流通，这叫股权分置。股权分置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非流通股股东也一直有上市流通的强烈要求。于是，中国从2001年开始讨论“全流通”，导致了长达4年多的熊市。2005年正式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后，为了降低原有流通股股东的风险，许多公司就引入“权证”这种转移风险的衍生工具。
比如，宝钢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就采取了“送股+权证”的模式。送股，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拿出一部分，无偿送给流通股股东。宝钢股份就是以流通股为基数，每10股送2.2股。假设你持有宝钢股份10万股的流通股，那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宝钢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就送给你2.2万股。同时，宝钢股份还给流通股股东每一股份附送一份行权价为4.5元、期限为378天的认股权证。即，若在行权日，宝钢股份的股价为8元，那权证持有者就可以以每股4.5元的价格买入宝钢股份，转手以8元卖掉，便可获利3.5元。若宝钢股份的股价不是上涨而是下跌到了4.5元以下，那权证持有者就放弃行权，不会有什么损失。
省去携带货币的麻烦：支付方式变革金融体系为市场交易提供支付便利，促成了贸易的发展。用纸币代替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就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纸币携带方便，制造成本比黄金的开采、精选和熔炼的成本要低得多。但现在的交易，绝大部分都不是以纸币支付的。与我们在菜市场买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交易不同，企业之间的买卖就很少用现金，而是通过支票或汇票完成的。企业间的交易不比个人消费品的买卖，它们的交易价值动辙上百万元甚至数亿元。如此大规模的交易，携带现金会非常不便。通过银行，只需一张支票或汇票就够了。
汇票是一种古老的支付工具。据《美国金融史》，古代亚述人会使用本票、汇票等。汇票是甲向乙发出的指令，要求乙向丙进行支付。汇票减少了商人随身携带大量货币的负担，在危险的地区旅行或交易时，就显得特别重要。孟德斯鸠说，汇票使商业活动较少遭到暴力的打击，“商人只携带看不见的财富，可以投放到任何地方，不留任何踪迹”。
现在，信用卡、电子资金转移等都可代替传统交易的现金支付。我们在银行开设银行卡后，消费和旅行就不必携带现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支付方式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若干年前，现金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支付方式。后来有了银行卡，到餐馆就餐、去超市购物，就不必携带现金了。现在，移动支付成了老百姓普遍的支付方式。我们正朝着无现金支付的方向演进，“钱”日益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观念上的存在。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恰恰反映了，没有金融机构参与的支付，面临很高的风险。程咬金原本贩卖私盐，打了官兵，被流放边疆充军，后来被赦免回家。那时，隋朝正大兴工役，强制每州每县出银3000两，为其重大工程融资。一次偶然，尤员外碰到了程咬金，说：“青州要向京城运送3000两银子，我们这里是必经之路。一起把它抢了，立马会实现财务自由，怎么样？”
程咬金是穷怕了的，两人一拍即合。后来，他们打探到了官银押解起运的时间、路线后，就藏到了长叶林。当押运官到达长叶林时，程咬金冷不防地冲出，纵马摇斧乱砍。那些押运官“要命不要钱”，把银子丢在了长叶林，四散逃窜。程咬金和尤员外把3000两官银搬回武南庄，据为己有，着实发了一笔横财。
可见，没有金融机构参与的支付，会极大增加被半路打劫的风险。
为了减少直接携带货币的麻烦和风险，中国在古代就进行过多种创新。
唐朝人发明了飞钱、便换：商人将钱交给进奏院、各军、各使或富商，取得凭证券，然后可以携券到其他地区取钱。唐朝人发明的飞钱，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宋朝的会子、交子，正是由唐朝飞钱发展而来的。山西票号则更为有名。始创山西票号的是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的李氏，在天津管理颜料铺“日升昌”。在他的精心打理下，日升昌营业日盛，生意扩大到了四川，经常到四川采购颜料。但出入四川采购颜料要携带大量现金，不仅麻烦，而且风险极高，万一走到半路被人打劫，身家性命就难保了。于是，他就创行汇兑法，由日升昌收银出票，持票者凭票到指定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日升昌也逐渐发展为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通过票号，有效地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并降低了风险。
激励激励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
激励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有积极性，才会有动力，才会去承担必要的风险。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正是“来”与“往”的激励。
激励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汉高祖的故事。刘邦打败项羽后，在洛阳南宫办了表彰大会。他向列侯抛了个问题：“我凭什么得了天下，而项羽失了天下？”
“您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但您使人攻城略地，把所得城池，都要分一些给他们，与将士共同分享了利益。项羽呢？嫉贤妒能，陷害立了功的将军，怀疑贤良能士，打了胜仗不给人封功授赏和相应的利益，所以他败了。”高起和王陵这么回答刘邦。
刘邦说：“你们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但我善于用他们，就取得了天下。反观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但又不用，项羽就被我打败了。”
刘邦在这里阐明了两层意思。作为领导，首先，要建立相互协调的团队。其次，给予立功的将士奖赏和激励。这两方面是他得胜的重要原因。
这说明，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建立高效的团队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那么，刘邦建立了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呢？
刘邦的激励机制实际上就是，风险收益共享。将士出兵打仗要冒生命危险，风险极高。要让他们冲锋陷阵，那就要将取得的收益——所攻下的城池分一些给他们，刘邦作为管理层，分享的是剩余收益，当然这是大头。
典型的是韩信。韩信本来不是刘邦的人，但韩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刘邦与项羽谁得了韩信，谁就能得天下。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时，韩信让人捎了个口信给刘邦，要求封他为齐王。一开始，刘邦很生气！但张良和陈王劝刘邦，现在我们处于不利境地，不如就封他为王。通过封王的激励，刘邦就得到了韩信。
地理大发现中，金融激励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戈兹曼《千年金融史》的记载，英国人早期航海探险活动的经费大都来自王室的支持，金融发展的落后，使英国在国家战略上处于劣势。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一家公司与新大陆上的居民贸易的垄断权。若一个英国人发现新大陆，或发现一条目前并非由商人冒险家控制或参与竞争的航路，那他就可获得新的垄断权。1496年，伊丽莎白的祖父亨利七世授予威尼斯人卡伯特以特许权，让他去探寻并发现新世界，探险者可获得20%的利润作为酬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卡伯特自己承担了探险的成本，初次航行就将英国的国旗插到了纽芬兰。
作为地理大发现的开拓者，哥伦布认为，地球是圆的，只要一直往西航行，就可抵达亚洲。他最早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寻求支持，去远航开辟新纪元。为了探险，哥伦布向若昂二世提出，若他发现了新大陆，国王就任命他为新世界的总督，同时分得新世界1/10的财富。
但哥伦布并没有得到若昂二世的支持。于是，他辗转到了西班牙，见到了伊莎贝拉一世，提出了同样的条件。一开始，伊莎贝拉觉得，哥伦布的要求太过分了。等到战争彻底耗尽了西班牙王室的财力后，伊莎贝拉同意了哥伦布的所有要求，任命他为海军上将和未知新世界的总督，还承诺他可分得航海大发现所获得财富的1/10，不仅如此，伊莎贝拉还以自己的财产做担保，为哥伦布提供远航经费。最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激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风险，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潜力。有效的物质激励，保护人们通过努力或承担风险获得的回报不会被他人侵占或掠夺，否则，工作或承担风险的积极性就会降低，甚至消极懈怠。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就忽视了激励的作用，是对懒人的奖励，对勤劳、智者的惩罚。激励可以是物质或金钱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但对经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激励方式是物质的，任何努力或者对风险的承担，都需要有经济上的回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经济血液的良性、畅通循环。
当然，承诺的激励需要可信。若承诺是不可信的，那么，最初设计的激励不管如何诱人，也调动不了积极性。公司给员工承诺激励，如果员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绩效目标，但公司不履行事先承诺的激励，就会让所有员工士气低落，也就无法指望激励承诺不可信的公司会有好的业绩。
金融体系如何提供激励
金融体系提供了多种激励手段。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期权计划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激励。该机制通常约定，只要公司在未来若干年每年的业绩增长达到一定幅度，便可以约定的价格（也叫履约价格，通常远远低于该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市场价格）买入本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若业绩增长达到了约定的目标，公司股价也可能随之大幅增长。这时，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行使股票期权，以较低的履约价格买入公司股票，转而在二级市场以明显更高的价格卖出，便可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就可能激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加积极认真地对待工作。
另外，对创业者而言，通过技术入股和公开上市交易，也为其创意创新和管理才能提供了估价、变现的途径，因此，股票市场就为人们创新和创业提供了激励。员工持股计划使得员工也成为公司的股东，不再是只拿固定工资的雇员，持股所能分得的红利直接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也为员工努力工作提供了激励。
员工持股是利用股权关系给员工努力工作提供的一种激励。茅盾在《子夜》里就讲到了员工持股的激励效应。吴荪甫的丝厂工人罢工，杜学诗和张新箨在讨论如何平息罢工时，张新箨说，只要厂里的工人都是股东，就不会闹罢工了，他还举了英国一个鞋厂的例子。但杜学诗认为：“他这主张办不到！有钱做股东，就不是工人了！光有股东，没有工人，还成个什么厂！”
监督激励就像汽（火）车的引擎，车要往前行驶，没有引擎，就真应了那句“火车是用推的”。但光有引擎，没有刹车，也很危险。在经济或金融活动中，约束的根本目的在于，人们被激励去获取经济利益的时候，不应当损害他人所享有的平等的经济权利。金融体系就设计了相应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但是，监督中往往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外部性说起。
外部性
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
当张三花了成本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李四却坐享其成，这就产生了正的外部性。用更专业化的经济学表述就是，当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大于其私人效益时，就产生了正外部性。张三花巨资修了一个公园，春暖花开之际，游人因鲜花怒放而心情愉悦；或夏天荫翳蔽日到树下纳凉。公园、道路、城市的街灯和绿化等，都是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
在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中，若没有政府的介入，往往就会导致其供给不足。“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领域，存在供给不足。所以我们看到，修路、绿化等，往往都是由政府投资完成的。
当一项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大于其私人成本时，就产生了负外部性。比如，空气污染。若一家企业非法向外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硫），那就会对周边的空气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如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受损或农作物减产等，并不是由污染的排放者来承担的。在具有负外部性的领域，又会存在私人部门的过度供给。所以，若没有政府的管制，就会存在污染的过度排放。
克服监督的正外部性：代理监督
假定甲公司从1000个人那里借得了5000万元资金，此后甲的行为又由谁来监督呢？若没有人来监督，甲公司对借入资金的使用就可能会很随意，甚至携款潜逃。
假设这1000个贷款者当中，小王热心监督。由于小王的监督，甲公司没有发生违约，不过，小王因为监督而发生了2万元的费用。若其他人不来分担监督成本，这2万元就只能由小王一人承担了。他监督所带来的收益，却要由所有贷款者分享，小王承担了全部监督成本，却只能得到不足千分之一的监督收益。其他人不出一分钱，便能分享小王监督的收益，这就叫“搭便车”。由于搭便车，最终结果是，所有贷款者都没有监督的积极性，结果形成了监督真空。
尽管如此，监督的总收益却要大于监督成本。若没有监督，贷款者的本金就可能很难收回。于是，所有贷款者约定，将他们的监督权委托给第三方，由它来对甲公司监督。充当第三方角色的，最重要的就是银行，银行扮演着替存款人监督借款人的“代理监督”角色。
用手投票：我的财运我做主
金融市场又是如何解决监督问题的呢？
从法律上讲，股东都有权利监督上市公司，所有股东都有权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决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就重大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直接监督的行为叫“用手投票”。
因此，当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走进会场时，参会股东并没有给予掌声。这让她很不自在。于是，她又几次走出会场，再进来，但都没有她习惯的雷鸣掌声，而是死一般的寂静。对她而言，与会股东鼓不鼓掌真的很重要，因为，不鼓掌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拟收购银隆的不满。最终，97亿元配套融资方案被否决，反对票和弃权票几乎全部是由中小股东所投出的。后来，银隆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当初中小股东的否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
格力的例子说明了，中小股东可以发挥监督的作用。但在上市公司的监督中，依然可能存在搭便车现象。可借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讲的“智猪博弈”来说明。
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头猪。在猪圈的一端有一个食槽，另一端安装了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按按钮要支付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大猪吃9个，小猪只能吃1个；若大猪和小猪同时到，大猪吃7个，小猪吃3个；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小猪吃4个。
在这样的成本与收益中，若小猪去按按钮再去食槽，它最终的收益是-1，若大猪和小猪都不去按，对小猪而言，虽然没东西吃，但也没有成本。因此，不论大猪按还是不按，小猪的最优选择都是在槽边等待。等大猪去按，小猪先到，吃4个，大猪吃6个，小猪搭大猪的便车。
“智猪博弈”很好地解释了，持股份额较大的股东监督，可能是重要的。在股份公司中，股东承担着监督管理层的职能，但大股东和小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收益并不一样。监督管理层需要收集信息，花费时间，大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好处显然多于小股东。这里，大股东类似“大猪”，小股东类似“小猪”。对公司监督的最优选择是，大股东担当起收集信息和监督的责任，小股东则搭大股东的便车。
用脚股票：三十六计，走为上
最初，股东通过选择董事会成员来行使权利，再由董事会成员雇用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股东的积极参与影响了公司的战略和风险承担水平。后来，股东开始变得不再亲力亲为了，表达不满的方式也不再是通过选举，将董事会成员换掉，而是将股票卖掉。
在1928年，伯利与米恩斯合著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他们发现，与小企业不同，股份公司出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管理全权委托给经理人的现象。许多企业股权非常分散，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的利益往往存在分歧，但股东又无力限制管理层的行为。
由于持股人极为分散，每位股东持股数量也不一样，又处在不同的地区，由分散的股东直接监督公司，极为不便。实际上，由于分散的股东对公司的监督存在搭便车现象，每个股东都会希望其他股东能积极为权益最大化去投票，自己则坐享其成。由于每个股东都这样想，最后也就没有一个股东来对公司进行直接的监督了。
因此，极少有小股东对公司进行严格监督，而更多的是通过“用脚投票”方式。当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不满时，就会在二级市场上卖掉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一走了之；或当对公司前景高度认可时，就会不请自来，用真金白银增持股票，给公司投下信任票。
若很多股东都对公司前景不看好，不认可管理层，他们在二级市场上卖出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当该公司的股价跌到一定程度，如在极端情况下，跌到每股净资产以下时，外部接管者就会进入。一旦外部接管者控股后，就会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对该公司进行改组，替换原来的领导层。用脚投票和接管机制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构成了一种较强的约束力。
正因为金融体系有上述多种多样的功能，一个完善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是促进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金融体系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写道，格拉斯哥自银行创立以来，15年间，商业竟已加倍。苏格兰的商业，自苏格兰银行和皇家银行在爱丁堡创立以来，增长了4倍还多。他的结论是：“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因为它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有利”。
金融的另一面：贪婪与恶魔虽然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多种职能，但金融也一直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在几乎所有文学作品中，金融家不是贪婪，就是冷酷，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在德莱塞的《金融家》中，柯帕乌就被比喻成冷血的蛇，总是潜伏着，伺机而动。在但丁的《神曲》中，那些放贷取息的人，被打入地狱的第7层。
马克思曾说：“产权以股票的形式存在，其流动和转移就是和股票市场对赌的结果，这个市场里大鱼吃小鱼，股票市场的恶狼吞掉所有小羊。”福勒在1870年的《华尔街10年》中，苛责地写道：“道德家和哲学家将华尔街视为赌场——不洁鸟类的牢笼，令人深恶痛绝之所。人们在这里从事可怕的交易，靠吸食他们朋友和邻居的鲜血而养得肥肥胖胖。”
尤其是，每当遇到金融危机时，就会唤起人们对金融贪婪的鞭挞。罗斯福就指责，大萧条是由“身居高位而缺乏信誉”的“骗子”造成的，他将责任笼统归咎于道德上的错误：全国范围内的贪婪。他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向贪婪之神屈服过，投机的高额利润、不经过艰苦劳动就能暴富的事例诱使我们跨越了传统的障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直言：“金融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遵循市场规律不过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中引用屈斯蒂纳伯爵的话说：“他们是吸附在体制上的蚂蟥……吸取着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即便是对国债，孟德斯鸠和休谟也认为，国债扩张了懒散的食利者阶层。
金融和资本也更有可能成为非常时期人们激愤的对象。据弗格森所述，法国大革命前，巴黎革命者的重要口号中就有“反金融”。比如，科贝特在他的《骑马乡行记》中描写了英国农业在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债务重负下苟延残喘，指责国家债务是“破坏法国的自由体制，压制英国的改革”，“债务，该死的债务，就像套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重担”。弗格森接着说，资本就像“旋涡”，把穷人的钱卷入新财阀的腰包中。
愤怒归愤怒。“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疾而终。运动平息后，人们还是惯常生活在金融的世界里。无论那些人对金融多么怀恨在心，他们最终会发现，人人都需要金融，社会离不开金融！
金融真可谓“忍辱负重”！
[1]1两=0.05千克；1斤=0.5千克。——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