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幻的国度，真实的行走——06年印度游记

如幻的国度 真实的行走

一、唯行走是家园

在行李输送带前，我跟John说：“德里的国际机场，长得很像一个加油站，不信你待会儿出去时看看。”John说：“不会吧！”

第二天和John坐着电动三轮车经过一个加油站，John惊呼：“哇！德里的加油站建得好像国际机场！”

即便如此调侃着，我仍然坚持：印度是一个不得不来的国度，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同于英国人来印度，为了拾取微弱的贵族余辉；也不同于美国人来印度，热衷于灵修与冥想的另类嬉皮；中国人来印度，是因为，直到来了印度，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东方的全部含义——也许聆听了佛陀，你才终于懂得了孔丘；也许看到了泰姬陵，你才开始理解梁山伯；也许尝遍了咖喱的辛辣，你才学会欣赏汾酒的香糯。天竺远远，但不应只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西天”；中土浩浩，也不应仅是印度人记忆里的“大唐”。如果中国是跏趺而坐、昼夜思索的老者，印度便是那同样古老的菩提树，中国用一个指头点数不过印度的年轮，印度用一千个年头回答不了中国的疑问。可能坐下来思考的问题，只有走出去才有答案，所以，行走吧，唯行走是家园。

二、历史的中心，都城的边缘

这次到德里，经一位香港比丘尼的介绍，住在西藏难民营。后来有一天在电话里跟阿三说我正住在西藏难民营，把她吓了一跳，我解释道：“你不懂，虽说叫难民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隔了三秒，听到阿三在电话那头说：“噢，难道在印度，难民营都是给有钱人住的？”

其实西藏难民营（Tibet Refugee Camp）就像是国外的唐人街，是西藏人的生活聚居点，土地由印度政府捐出，由西藏人自己建设，也许叫“西藏街”或者“西藏村”会好一点。到西藏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因为是第一次住到这里来，只知道跟着来机场接我们的印度司机跑，转了三家旅馆才终于在Yak House住下，标准间才280卢比一晚（不到六十人民币），不贵。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餐，离开旅馆。穿过狭窄的巷道，迎面走来许多有着相同面孔的人们，路边摊上卖着的是康师傅牛肉面。直至来到马路边，包着头巾的印度司机纷纷凑上前来问我要不要车子，才反应过来：自己是真的已经到印度了。

没有专业向导，连本旅游指南都懒得找，我递给三轮车司机一张写了一串地名的纸条，报上了一个包一整天车的价钱——150卢比，所有行程顺序都由这位锡克族的年轻人来安排。这样的旅行比较轻松随性，也许不够深入彻底，但是你又怎么能指望一次观光就把一个城市，一段历史，一种生存状态看彻底呢。曾经有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跑印度，你很爱印度吗？我说，是啊，我第一次去就爱上了印度，但我知道自己只是作为一名异乡人去爱她，如果我是印度人，真不确定还能不能够再爱她，包括爱她的苦难。于是，即使钻进三轮车，即使扎进人流和尘土，但还是坚持游走在边缘。

先到的是红堡，去得太早，雾还没有散去。雾霭沉沉中的红堡，呈赭褐色，高墙直壁如同北京的故宫，却抬眼看不到类似故宫的金黄琉璃，只有碉堡似的门楼铮铮然。进门更是需要被搜身，再往前便看到一挺机枪正对入口架着，这样的保安措施，真的很印度，我开始觉得兴奋：这样怪异就对了！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避过上前兜售工艺品的众多商贩，接下来看到的竟是一片开阔无比的绿地，还有远处三座纯大理石建造的大殿——哦，原来红堡不是一座堡垒，是宫殿才对。其实，以我不求甚解的习性，知道红堡是沙贾汗建造的就已经很足够了，至于舞宫是左边那一座抑或是右边，中间的大殿又有过怎样的歌舞管弦、怎样的刀光剑影，到最后还不是成为了我拍照的背景，学生们集体活动的地点？这是不是就是文明古国的尴尬，当历史长到足以将几代人的心血简化成导游词，真正的“文明”多半最终会成为一幅商业化布景。

慢慢接近主殿，呈现眼前的是不得不赞叹的细节之美。大理石或许已经不像当初那样纯白莹润，镶嵌其中的金银铜丝却依然传神地描画着昨日的极致浮华，到此始相信书中描述的古印度：楼宇阶基、铃铎伞盖，纯为七宝所成。莫卧儿王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兴盛时代，沙贾汗又是怎样的一个多情帝王呢？到如今只留一处红堡一座泰姬陵让人想象不已。宫殿的屋顶上停满了鸽子，它们现在俨然是这座宫殿的主人了，宫墙储藏记忆，墙外是赤裸的现实，在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幽暗国度，只有这些生灵能够置身事外地，活着。

离开红堡的时候，鸽群不知被什么惊飞，像一张大网似的徒然掀起，远远盘旋开去。被轻灵的飞鸽遗下的这一座深红堡垒，更显得沉重了，深深地压在德里的东北角上，仿佛昭示着它虽落在这座都城的边缘，却始终在历史的中心。当我坐在迦玛清真寺前的台阶上远远望向红堡，它像是天地间的一个苍凉手势，在迷雾中奋力划着感叹号，也许下一次来，真应该好好的读读它。

红堡的下一站，当然是就在它对面的迦玛清真寺。到迦玛清真寺需要经过一个廉价市场，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理由故作清高地去挑剔这样的一个专卖低档小商品的市场，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仍然遍地都是，同样的假冒伪劣，也同样的为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在路边我买了一包印度的“口香糖”，就是各种香料包装在一起，吃的时候倒出来一把放到嘴里的东西。第一次来印度的时候曾经吃过，味道还不错，于是这次又买了一包。在众多口味中随便拿了一种，撕开袋子，一把倒到嘴里——“嗡”的一声，三秒钟之内大脑一片空白，当我找到下水道把香料吐出来之后，已经完全进入了酒醉状态。耳朵里嗡嗡的只听到John说：“有槟榔！一定是有槟榔！哇噻！”我醉醺醺地走上了清真寺高高的台阶，沿途和每一个乞丐亲切地打着招呼。

在清真寺的广场正中，有一个满溢的清澈水池，倒映着清真寺的洋葱顶，但我不敢走太近，怕脚步不稳掉进池子里。于是跑向正在地面觅食的鸽群，鸽子们在我身旁纷飞。如果在法国，这样的美丽景象一定会被拍成电影，而在印度，我就只能被坐在旁边看报纸的大叔用印度语破口大骂了。这时一个小孩笑嘻嘻地过来问我能不能给他照一张相，当然可以！照完相小孩拉着我说，他爸爸和叔叔都在，就在池子边休息。我于是热情洋溢地上前打招呼：“那玛斯爹！你真幸运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小孩的父亲微笑着礼貌地对我说：“她是个女孩。”看来我真是醉得不轻呵！

刚进入祷告大厅没两分钟，一个拿着木棍的人就进来轰我。起初以为自己做出了什么大不敬的行为，后来才听明白原来是穆斯林的礼拜时间到了，所有非穆斯林都要离场，连站在大门口看看都不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迦玛清真寺，大脑清醒之后觉得那两张票子买得实在是亏（到清真寺人无需卖门票，但是要为每台照相机买150卢比的票）。

到了甘地墓（Raj Ghat）已经是中午。这也许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墓园了，在尘土飞扬的德里出奇地纤尘不染，草地是精心修剪过的，却不禁止进入，在红堡见过的那一群学生正在草地上奔跑嬉笑。他们会知道这一天的欢笑，这些年的平等就学机会，是甘地坚持了多久的愿望吗？其实Raj Ghat只是甘地的火葬之处，他的骨灰在火葬之后被撒入了恒河，所以他并没有陵墓。而人们在他的火葬地点，放置了一块方形的黑色大理石，作为纪念，权当是“甘地之墓”吧。简约到几乎简陋，以这样一块大理石作为“甘地之墓”倒也恰当，它正如甘地般卑微坚忍，平静倔强，缓缓说着：“还有一种比暴力更强大的力量，叫做仁爱”。

一直都说，要去看看落日余晖里的胡马雍陵，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加上“落日余晖”这个条件。不管怎么样，当我到了胡马雍陵的时候真的就日暮黄昏了，倒是遂了自己古怪的心愿。胡马雍陵，按我的逻辑，一定就是一个叫胡马雍的人的陵墓了，直到写这篇游记的现在，我还是没有去好好的查一查胡马雍陵的来历。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不是陵墓，它一样奢华美丽，雄伟又细腻；不管胡马雍是谁，生前即使风光无限，身后一样寂寞无语。时间就是这么的戏谑，不愿遗忘的终于变得不可认取，不得侵犯的也最后只得让我入内观瞻。突然间觉得在胡马雍陵前的拍照留念也可笑起来，到底自己要记录什么，要证明什么呢，在这不堪栖止的时间之河。

努力和时间叫板的，大概就是博物馆了，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坐落在一条不太热闹的大街上。印度政府的慷慨大方让我感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半的文物都是不加密封完全展露的，你可以上前去细细触碰那些中世纪石雕的纹理，甚至深深闻嗅印度远古尘土的味道。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即使没有生命的死物，也存在记忆，这种记忆会以特定的磁场向外释放。于是我猜想，如果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也许就可以完全读取七百年前那一尊湿婆像前狂热的膜拜景象，或者听到二千五百五十年前佛骨舍利旁边阿难与迦叶低泣的声音。

在德里的第一天结束了，晚上是在西藏营度过的。在“大街”上的众多小铺中找到John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年轻的喇嘛聊天。那位喇嘛（其实应该说是沙弥，因为按照西藏的传统，需要完成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闭关的出家人，才能被称为喇嘛）是澳洲人，也许是John第一次见到西方人出家做喇嘛，特别兴奋好奇，我说干脆邀请他一起吃饭吧！

这位澳洲沙弥的名字告诉过我三遍，可还是没记住，每次说起他的时候都是：“那个小老外喇嘛”。“那个小老外喇嘛”刚25岁，已经出家两年了。我问他，你出家当和尚，家里人不反对吗？他回答说：“他们没意见，因为他们既不信基督也不信佛，他们反正什么也不信。”好不搭边的理由啊，本来我还想再问清楚一点，后来想想，算了，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就该研究西方社会结构、西方宗教史和西方伦理学了。“小老外喇嘛”告诉我，他居住的城市目前还没有藏传佛教寺庙，他是和师傅住在一个噶玛噶举中心里的（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将佛法带到西方世界之后，在西方陆续出现了上千个禅修中心和闭关中心）。而因为澳洲的法律很严格，要申请一个全新的宗教活动场所非常的困难，于是中心的负责喇嘛，就找了一个耶稣教堂作为中心会址。外面是有着二百五十年历史的古老教堂，里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我笑称那是“西藏来的圣母玛丽亚”。两位来自西藏的喇嘛带领着当地的三位出家沙弥，两位沙弥尼，每天诵经修法。而因为远离西藏的寺院体系，这样的禅修中心只能靠数目不多的捐款维持，无法供养里面的出家人，这位“小老外喇嘛”每天白天要去医院里当护士，晚上再回到中心住。

无论是教堂和观音的共存，还是护士与和尚的结合，我觉得都很有禅意：佛性既无东西南北，外相又何必执取不放？佛法的本质应该是解放无明对心性的束缚，而非另一种心灵枷锁，不是吗？

第二天睡到接近中午才起来,在Yak house 对面的Himalaya刚吃过早饭就到了午饭时间，所以包三轮车的价钱被压到了100卢比。

司机先是把我们带到了印度门，我一直把它理解为中国的天安门。但其实，它应该相当于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在印度门的顶上写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印度将士”。和印度门正对着的是一条“国道”，每年印度国庆日阅兵的地点，我想应该就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吧。沿着这条大道上去，便是总统府。这个景点并不在我给司机的纸条上，所以那位司机很得意地一直跟我说：这是送的，怎么样？

在总统府前，和我一样不求甚解的John说：“我昨天在一本旅游书上看到它的照片了，当时心里想，这一定是户大户人家，果然没错嘛，全印度最大户的人家就它了！”而让我意外的是，总统府的大院里竟然不是修葺完美的绿地，而是一大片红沙铺地，而且半天没有看到任何人影，想必这位印度总统，也是一位“寡人”。

除了总统府，德里还有一座建筑物，同样有着孤独的面目。离开市中心，我们来到距德里约15公里，好朋友噶玛极力推荐的Qutb Minar。刚进入遗址的时候John问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说：“就是一个Minar呗。”

John问：“那什么是Minar啊？”

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John说：“不管了，逛吧！”

于是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逛起了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事后补课才知道的），稀里糊涂地惊叹它又壮观又细致的美丽。遗址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是一座尖塔，共五层有72.5米高，每一层都有突出的阳台，外表由交替的三角形和圆形折纹组成。前三层由红色沙岩制成，第四、五层由大理石和沙石建成，塔身雕刻着伊斯兰文字和复杂的花纹，想必这些文字便是《古兰经》铭文。这座尖塔应该是德里最高的建筑物了，1192年德里苏丹国的创立者顾特卜-乌德-J.艾伯克为纪念阿富汗穆斯林征服印度教王国，决定建立这一座尖塔，以昭示伊斯兰文化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一种文化的胜利成就了一个建筑物的高度，于是它昼夜傲视着德里，甚至整个印度国土。

1192年，南宋光宗绍熙三年，金章宗明昌三年。那一年，定都北京的金朝，建造了马可波罗口中“世界上罕见的最漂亮的桥”——卢沟桥。同样是入侵，中国人选择代表“沟通”的桥梁作为权力符号，当它和代表“一统”的尖塔出现在同一历史坐标时，竟别有一种文化意趣。

离开Qutb Minar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司机提醒我们莲花庙是要在日落前关门的。印度大部分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都是从日出到日落，很喜欢这种规定，因为很接近自然所以更有人性，而且有着不确定性，就像生命本身。莲花庙的建造来自一个善意但不切实际的创意——世界大同。旨在融合各国、各族、各种宗教，一位名叫巴哈奥拉的伊朗人在1844年创立了“大同教”，莲花庙是“大同教”在世界各国的大型庙宇中的一个。莲花庙的设计很像悉尼歌剧院，白色是主色调，造型仿如盛开的莲花。内部设计像是一个大演讲厅，没有神像没有祭坛，只有一个演讲台，然后就是一排一排的白色大理石长椅。每一个进入的人都保持静默，或者坐下来祷告一番或者绕行一圈便走出去。喜欢这一种静默，也许有一天世界不再聒噪，世界就大同了。

第三天，在拥挤不堪的月光街，我找到了世界大同的感觉。月光街又叫“金银街”，感觉像是广州的“高第街”加上“状元坊”再加“上下九”，或者是香港的“女人街”加上“庙街”。月光街其实不是一条街，而是很多很多条，但不叫街，叫Brazza：专门卖纱丽的、卖鞋的、卖干果的、卖甜点的、卖金银的、卖餐具厨具的、买文具的一条挨着一条，无穷无尽没完没了。街上尽是谋生的人和觅食的狗各自奔忙，倒也相安太平。累了，人和狗都能找到自己的姿势、自己的角落，泰然躺下，多少个长梦短梦短短梦，便都在这熙来攘往里被湮没。

第一次来印度没有在德里停留，这一次算是走马观花般基本到此一游了。但就像顾此失彼的人们总会在眺望远方时忽略眼前，我是直到一个月后又重新回到德里，才发现还根本没有好好的看看自己所住的西藏难民营。

再回到德里，还是住在Yak House，因为钱已经花得差不多，当老板问我是要选择二楼的好房间还是顶楼最便宜的那一间时，我马上要了那间最便宜的，生怕被别人抢了去似的。第一次来到旅馆的顶层，才赫然发现西藏营紧挨着一条颇宽阔的河流，再远处便尽是农田了——原来已经是这个城市的最边缘了，西藏营热闹地坐落在这座都城的最落寞处，“难民营”这三个字第一次带来了一针刺痛。

西藏营内，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毫不浪费地盖上了房子，楼宇之间的间隔很小，把天空割裂得支离破碎，只有难民营里唯一的两座小寺庙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地。这里的人们会用怎样的心情，越过身边的亚穆纳河，去怀念喜玛拉雅山脉另一头的高远天空呢？不时有鹰只像纸鸢一般滑过，保持着一个无语的姿态遁入空中，偶尔抬头的乡愁会不会被它牵扯？从我住的旅馆露台望去，每一个屋顶上都挂着经幡，是不是每一个屋檐下都有同一番祈祷？

来到这里的藏人，走出了万里雪域，来到印度，却很可能再也走不出一个难民营。和在海外的华人不同，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印度主流社会，很多藏人来了多年，甚至根本就是在印度出生，却依然是难民身份，没有国籍没有护照，不见前程没有退路。看着在路边尽情玩耍的孩童，他们已经是第三甚至第四代的“西藏难民”，他们恐怕不会再生起对雪域的任何联想了吧，何不干脆学会享受印度的炙热阳光？可有一日，当我在小巷中游荡，看到一对祖孙，他们不时低声交语，不时抬头远望，在这一望间，我发现有一种辽远，和布达拉宫前的一个眼神，很像。他们的脸上，早已经没有了高原红，可轮廓依然鲜明桀骜，标榜着无法遗忘的血统。突然一段龙应台的文字和着泪，跃然而出：“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转山转水转佛塔的双腿已经老迈，唯有手中的转经筒从未犹豫，口中仍喃喃轻语向天际；挡风挡雨挡尘埃的躯体也开始萎缩，唯有大礼拜的身影不曾歇息，头颅还频频敲扣着大地。他城异乡，客居的人们大多会集体失语，可在这里，就像法王噶玛巴的诗句：“受过伤，却从未流过泪”，西藏人选择用悲苦的心唱那欢乐的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