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proud of it!巩旻
2004年6月13日星期日
住：Hotel Alka, Varanasi
也不知道是因为向外国人问问题更加容易还是外国人的手表更加准时，似乎不少印度人都喜欢向我问时间。当然，我并不介意别人问我时间，除了最基本的戒备以外，我甚至把这个看作印度人民对我友好信任的体现，而且也是聊天的开始吧。所以，问我时间很容易，如果问的人会英语的话，绝对没问题；我的手表也还算准时，虽然是街上30元买来的便宜货，但是其金属外壳和石英机芯保证了它一年也不过误差个一两分钟。这只手表不得不说是中国人勤劳和智慧的象征，在如此低的成本下居然可以生产出如此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能为印度人民贡献一点它的力量，也算是为中国产品做个好的广告吧。
如果说为中国产品做活广告是全中国受益的话，回答时间后接下来的谈话则是我个人受益了。——我必须和普通印度人谈话，因为我需要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见解，以及学习他们的智慧。因此在旁边隔间的一个男孩走过来问了我时间后，我也走到他们的隔间多此一举的问他火车到了哪个站。谈话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算是火车上衣着比较整洁的了，共有三个人：父亲、姐姐和弟弟。父亲的职业是District Entertainment Tax Officer，地区娱乐业税收官员，简单的说，就是收电影税的人。也亏他们想得出这么一个职位，印度每年生产1000多部电影，比美国还多，世界首屈一指，再加上普通工商业并不发达，估计电影带来的税收占到国家总税收的不小比例，也难怪有这么一个职位了。姐姐是在校大学生，读Political Science的，政治科学，未来国家的领导人啊。弟弟还在读高中，呵呵，正好成为我中印友好思想的重点灌输对象了。
既然在火车上，聊天当然从火车开始了。他们问我中国火车的速度怎样。如果在法国或者德国有人问我这个，我可能会回答“中国火车票很便宜”；但是在印度他们的票价更便宜，我只好回答“中国的火车很快”了。然后，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画了张中国地图，大致标出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深圳几个城市，和他们做起了除法：北京到上海1500公里，12小时，时速125公里；北京到重庆2100公里，25小时，时速84公里；北京到深圳2400公里，24小时，时速100公里；广州到深圳140公里，65分钟……就像小日本推销新干线一样向印度朋友们推销我们的蓝箭准高速列车。为了作出比较，又翻开我的Lonely Planet，查到印度最好的火车，从新德里到孟买的Rajdhani快车，1388公里，16.5小时，时速才84公里。而其他的火车，除了少数长途的Rajdhani和短途的Shatabdi快车，大多只有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然后他们一致赞叹：“中国火车就是快啊！”弟弟更是激动得好像明天就要去公投或者游行要求引进中国蓝箭列车一样。我喝了口水，又说到上海的磁悬浮，30公里，只要7分钟，更是让他们觉得像神话一样了。其实个人来说，我觉得磁悬浮是一个经济上很失败的工程，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拍板型工程，89亿人民币啊，平摊到13亿人身上每人贡献了7元钱啊！我算幸运，花了7元钱买到了一个在印度吹嘘的机会，别的人呢？
于是话题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来了。税务官问我：“What was the key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just 50 years?”中国50年发展的关键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说来说去也只说到了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等等。
做完了中国外交大使兼商务部长，终于有机会向他们问我关心的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种姓制度（Caste System）。2003年夏天，我曾经代表香港大学参加过一个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青年科学论坛，论坛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250多位精英，我曾经问过一个来自印度的女孩子，你们是否还有种姓制度。她只是冷冷的回答：“No! We don’t have this system.”现在我再次向面前这位读政治科学的大学二年级女生问出这个问题，她的回答竟然是：“Yes, of course!”于是我小心翼翼的再问，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制度呢？她的回答让我一生难忘：“We are proud of it!”
“We are proud of it!”，“我们以此而自豪！”，我已经不仅仅是惊讶和意外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头痛了。女孩虽然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是粉红的外套，流利的英语和大学的文化，也让我对她产生了一些好感，至少真的把她当了朋友，而突然发现朋友和你原来观念迥然不同，的确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女孩继续热情的向我讲解，按照印度教的理论，所有的印度教徒，按出生分为婆罗门（Brahmin）、刹帝利（Kshatriya）、吠舍（Vaishya）、首陀罗（Sudra），以及我们熟知的贱民（Untouchable）。每个阶层再按姓氏分成几千个种姓，这样每个人的姓氏就体现了他的阶层。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婆罗门是梵天的嘴里出来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祭师；刹帝利是从手上出来的，于是他们做官员和士兵；吠舍来自大腿，他们做商人；而首陀罗来自脚，他们做农民。而贱民是整个制度之外的最低阶层，是“不可接触的人”，从事的当然只能是掏粪，火化尸体之类的肮脏活了。婆罗门的后代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的后代永远是刹帝利，而贱民的后代子子孙孙都是贱民！想改你的种姓？这辈子别想！安安分分的做你的贱民，勤勤恳恳的完成你的贱民工作，下辈子可能会有机会投个高种姓的胎……这些听起来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话，现在竟然清清楚楚的进了我的耳朵！
这是一列从Delhi开往Varanasi的火车，从首都开往圣城的火车。在伦敦遇到的印度女孩告诉我他们没有种姓制度，火车上的女孩告诉我他们有。前者说没有意味着官方上印度没有，或者至少政府意识到不应该有；后者说有意味着社会中真的有，而且人民还认为的确应该有。我曾经从2003年6月的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中读到，印度的宪法禁止种姓歧视，并明确废除了贱民阶级。而我面前这位读政治科学的大学生，或者说一个刹帝利阶层的年轻人，现在明确的告诉了我，没有，还远远没有。火车继续行驶着，从国家首都开往印度教圣城，从中央政府开往僧侣婆罗门，从宪法开往《摩奴法典》（Laws of Manu），从“谁都有权投票选举”开往“人人生而不平等”……印度通向文明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正如这趟漫长的旅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正在由圣城开往首都，而我则是从首都奔赴圣城。
火车开过一个个村庄和小镇，时不时看到有穷人沿着铁路走着。税务官指着他们对我说：“这些人身无分文，居无定所，个字不识，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他们走到哪里住到哪里，找到什么吃什么，就像社会中的野生动物。这些就是四大阶层以外的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他一面说着，一面显出一种充满优越感的神情。我心中的火焰仿佛一下被全部点燃，全身只觉得热血沸腾。对着外国人鄙视自己的同胞，要是在中国，我非跳起来打你不可，然而这是印度，除了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不团结的民族以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很想回答他们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50年发展的关键是什么。我想大声对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我们把每一个同胞都当作人来看待。我们的发展，是靠民工的汗水和知识分子的脑汁共同堆积起来的……”但是，话到嘴边却未能出口，因为有四个字突然跳入我的大脑——户籍制度。
我愤怒于种姓制度对人的分级，我们的户籍制度不也一样把人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吗？我愤怒于种姓的世代相传，我们的户口不也一样跟父母而定吗？我愤怒于婆罗门刹帝利与贱民的生来不平等，我们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又平等吗？更加让我痛心疾首的是，印度实行了种姓制度1500年，其所宣扬的不平等早已深入人心；但人家现在的政府是明确规定废除这一制度，至少在法律上，它已经不再存在，在身份证上，没有种姓一栏。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是由我们当代的政府规定和现行的法律保障的，在任何表格上，还有“户口”这莫名其妙的一栏，我有什么权力说人家呢？而且再进一步说，印度中央政府规定全国上大学和公务员招工预留15％的名额给贱民，因为贱民占总人口的15％。而我们呢？好像某个教育发达的特大城市大学收生的分数线反而比中西部的农业省分还要低几十分吧！
我开始相信坐在我对面的一家是好人了，他们对新认识的外国朋友是如此的坦诚和热情，而我却在心里暗暗鄙视他们，让我对自己的虚伪很是羞愧。我于是开始想，歧视贱民或许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被他所尊敬的僧侣告知“人生来就不平等”，“种姓制度是合理的”，那么久而久之他这么认为也无可厚非了。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经历着户籍制度，并且享受着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利益，那么他赞成户籍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作为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难道不应该反对这样的制度吗？印度虽然落后，但却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它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落后。作为户籍制度里的婆罗门（直辖市城市户口），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够早日废除这个制度，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我们，都是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们，生而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