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次印度之行：Connaught Place

我们住在贾辛格街的基督教青年联合会（YMCA, Youth Male Christian’s Association）旅馆，包括早、晚自助餐，每天的食宿费是1840卢比。这里既不是服务设施齐全的体面旅馆，也不是宾至如归的青年旅馆（虽然作为国际组织的YMCA理应是这种类型）或者家庭客栈，只是一处很简陋的招待所而已。但因为它有热水淋浴，有网络服务，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印度的旅馆虽然也有价廉物美的，但总体而言不能期望很高，人口流量极大的德里更是如此。

新德里南区多高级酒店，过去以仿莫卧儿风格的阿育王酒店（ITDC Ashok）最为驰名，这几年没落了，现在以泰姬陵酒店（Taj Mahal）为首，动辄数百美元一夜；便宜些的旅店聚集在北部鱼龙混杂的Connaught Place地区以及火车站附近的Paharganj地区，是背包族的首选。后者地段喧闹，不免又更便宜些，一夜大约三五百至一千卢比不等。

新德里是英国殖民者的城建杰作，而Connaught Place则是英属印度政府首席建筑师Robert T. Russell结合印度文化为新德里别具匠心设计出的城市中心。它形似一个大车轮，七条干道如车辐般汇集于此，在这个轮辐的轴心聚集着新德里主要的商业、金融、航空等机构，办事方便，因此也是旅行者的必到之地，形成了其周边价格不菲的旅馆群。

我们在YMCA安顿下之后就去了Connaught Place。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这句话在印度真是屡验不爽。我本以为这里既然是首都的中心，又是中外观瞻所集，一定是宽敞洁净、美轮美奂的一处所在，事实却远非如此。这里的道路比起德里其它街道来的确宽敞些，有四到六车道，不太拥堵；但并不算狭窄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地摊，把个中心城区变成了农贸集市，令人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事实上这里还真有“乌烟”：每个卖花生的小贩都把花生堆一地，拿个巴掌大的小罐子点了火放在上面。我相信这点火头没法用来烤如此一大堆花生，只能解释成他要薰出黑烟作为花生摊的标志。

说它是个农贸集市还不准确，除了黑烟滚滚卖花生的、人头攒动挑二手衣服的、耍猴的变戏法的，这里还有随处可见的外国游客，因此也就必然造就了一批卖旅游纪念品的、闲站着瞅外国人的，以及——守株待兔蒙人骗钱的。


我们的返程机票还在等候名单上，机票代理让我们一到德里就找印航订座。我顺着LonelyPlanet地图的指示来到印航大楼前，发现这里已经改换了门庭，变成Air India的办公楼了。正当我东张西望的时候，路旁一个闲人走上来：“你在找什么呀，我来帮你吧！”

出发前作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我的预防针打得足剂足量：不可以相信任何主动提出帮助的印度人，更别说是首善之都的首恶之处。但这时我刚到印度，还不习惯对人不理不睬，因此还是客气地告诉他不用帮忙。这个闲人继续跟着我，问道：“你是不是找印航啊？”我瞅了瞅他，行啊，原来是守在这里专做这一票的，那咱们就牵出来遛遛吧。

“是啊，它搬哪儿去啦？”

“就在后面，你跟我来。”

我们绕过Air India的小楼，来到一溜平房前，这位闲人指着一个黑洞洞的小门脸说：“就是这儿。”

“这儿？这儿是印航德里办公室？”

“对啊，你看这不是印航的标志吗？”他指给我看门边竖着的一块小牌子。

有个标志就敢冒充印航，你老兄也太低估别人的智力了吧？我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好，谢谢你，再见！”说着迈进了这个小门脸。

里面拿木板隔成了两进屋子，外屋没人，再进里屋，没什么自然光，也没开灯，俩人正襟危坐。这会儿不能强求他们“君子不居暗室”，我开口问道：“这里是印航办公室？”

一个瞅另一个，另一个愣了不到一秒钟，说：“是啊！”

“能不能帮我看看有没有座？谢谢！”

“另一个”接过机票看了看，敲了几下键盘，忧心忡忡地说：“你的票在等候名单上，没有座位啊！”

“那怎么办呢，您能帮助我吗？我都急坏了！”

“一个”凝视着“另一个”，而“另一个”则陷入沉思，然后昂首对我们说：“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升到商务舱，200新元一个人。”

我皱了皱眉，他赶忙体贴地说：“或者你只付95元手续费，我保证给你订到经济舱座位。”

我想想这出戏还是就唱到这儿吧，别再耽误时间了，便说：“好吧，我回去考虑一下，您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我想好了再打电话给您。”

“一个”要起身拿给我，“另一个”朝他微微摇了摇手，拿出张小纸片来，写了个电话号码递给我，说：“这是我们印航的电话，你得尽快跟我们联系，否则越拖越难办。”

我拿回我的机票，充满遗憾地离开了印航办公室，走出门，那个闲人还候着呢，问我事儿办成了没有，我伤感地摇摇头。他爽快地说：“没问题（No Problem是印度人的招牌话之一，这一路可以听出老茧来），我带你去另外一家吧”

“还是算了吧，反正都是印航办公室，去哪一家都一样。”我扔下瞠目结舌的他，找了个慢慢游去红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