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随行－－马来西亚认识的朋友

都怪中国填鸭式教育制度，笔试的英文可以从容面对，但口语就…..本来打算从吉隆坡乘汽车到槟城的，但售票员竟然卖给我们两张到butter worth的车票。车行至晚上9点，本应该早已到达槟城，最起码也应该见到槟城大桥，但沿途还是黑蒙蒙的一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问了邻座，他告诉我们车是开往槟城（槟城是一个岛）旁边的一个小镇，槟城需要坐船过去，这么晚不确定船是否还开。听到这个噩耗，我立即“啊”，全车的人都看着我及聆听着我的普通话。

下车后，立刻朝码头方向跑去，幸好还有船通行（相当于香港的天星小轮），直到坐在码头的waiting room才松一口气（毕竟两个女孩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嘛），一群年轻的外国人在最前端胡闹，他们的声音简直就是吵耳。我留意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外国人前后都背着背包，正在看地图，我想，同是外国人，他好多了。到达槟城，摆在我俩面前的是如何在晚上10点多钟找一间平、靓、净的旅店，很多三轮车夫向我们hard sell，我们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在街上见到刚才的外国人，我俩商量可否同他打声招呼，在我们望住他的时候，他已经向我们say hello了，他叫N，还用普通话向我们问好，我俩喜去望外，寒暄了几句后，相约一起同行，N手中拿着一本关于马来西亚自助游的书，书中介绍有一burdge hotel好便宜，但我俩看过住宿环境后觉得不是太好，准备向他辞行继续找，N跟我俩一起走。于是我们三人就在george town上开展地毡式搜索，去过几间，不是环境不好，就是价钱太贵，N准备投降了，因为他背包实在是太重了（后来得知里面有两本厚厚的书，西装，皮鞋、香水等等，外国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要求做到最好），最后我们找了一间有平又靓的旅社安顿好，到外面的大排档吃晚餐，N可能不太适应那里的卫生环境，没有吃什么，但我俩因为太饿了（中午12点吃过午餐，直到晚上11点多才吃晚餐），叫了几样印度，马来西亚小食全部吃光，N是加拿大人，在台湾教书，识几种语言，趁寒假一个人到马来西亚旅行，我们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朋友在槟城等我们，我们征求了N的意见，如果他留在槟城，我们就迟一天与朋友会合，他本来的打算是以槟城作为中点站，去寻找拥有blue blue water的的小岛，因为我们的关系，他决定在槟城多留一天，于是我们三人开始了一天的行程。其实槟城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我们在地图上随便点了一下，决定穿越george town步行到一间庙宇，一路上有说有笑，用有限的英文与N对话，他其实也会说简单的普通话，但为了鼓励我们，他忍受了我们发音不准，语法错误等缺点，一路上笑声不断。买矿泉水的时候，我俩认为买最小的喝完就可以了，省事不用拿，但N坚持要买最大瓶的，喝过拿在手上（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思维差异），好不容易到达庙宇，上山的路上摆满了工艺品（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国货），路窄窄的，好不容易挤到半山腰休息，附近有一个放生池，我们就对这一现象展开了辩论，后来谈到毛泽东、蒋介石、孙中山等，我跟他解析毛泽东、蒋介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举了一个三国的典故，既生瑜，何生亮，他好像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想他对现在的中国存在一种偏见（可能是受台湾文化的影响吧），我没有试图去说服他，待他环游中国（环游中国是他的心愿）时自己去了解吧。

晚上我们到了槟城最漂亮的海滩的一间印度餐厅吃晚饭，品尝了一种叫lamb的印度菜，用印度面包夹住吃的，边食边说边笑，谈了各自的工作，原来的他的薪金很高的（刚认识他时，他告诉我们他很穷，但马来西亚人都因为他的白皮肤而认为他很有钱等等），谈了中国与加拿大取护照的手续差异（他对中国的护照制度表示难以理解），谈了东西方人表达感情方式的不同，我告诉他东方人很含蓄，对自己的父母也不会轻易说声“我爱你”（这是他更难以理解的，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后来，他话我们的英文发音不准，叫我们讲“the red fox”，讲到不准时，绘声绘色的予以纠正，那股认真劲儿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坚持要将40元的马来西亚币还给他，他死活不肯要，话自己的收入比我们高很多，不要跟他计较等等，我们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第三天早上我们要赶8点钟的飞机，6：30与N告别，大家当时都有点懵然，好像一下子接受不了离别的事实，但最后还是说了再见，我们相约下次在台湾见，还交换了email（他话他是第一次将自己的email给半路上遇上的旅人）。现在我经常在MSN上碰到他，聊聊家常，那感觉就像是一个不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历久常新。